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一行参加了日内瓦会议。4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亚洲国家应该负起处理亚洲问题的责任,我们并不是要垄断为亚洲国家说话的权利,但讨论到亚洲人民被压迫的问题时,亚洲人民的精神与看法就不容忽视。所有亚洲国家都有权关切亚洲大陆的事情,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集会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
印度总理尼赫鲁了解到周恩来对亚洲问题的立场,非常赞赏。当时他正参加亚洲五国总理科伦坡会议。在乘专机回国途中,他曾问女儿英迪拉?甘地:“你看了周的讲话有什么想法?”英迪拉说:“这几年,你领我见识了好些鼎鼎大名的政治家,我感觉有的政治家伟大而不真诚;但是我从周恩来的这段讲话感觉到周恩来总理是一个罕见的伟大而真诚的政治家。”英迪拉叹息说:“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见到周恩来。”
尼赫鲁说:“我想让梅农在日内瓦代表我向周恩来致意,并请他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印中两国总理要尽早见面。”
于是尼赫鲁委托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梅农向周恩来转达敬意,并希望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能到印度会晤。
1954年6月25-27日,周恩来总理访问新德里。尼赫鲁为周恩来举行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我们是以个人的身份会晤的,但是我们也是以印度和中国两个有着光辉的过去和有着伟大前途的伟大国家的代表的身份会晤的。这两个国家彼此如何相处,它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幸福能够进行什么程度的合作,这是一个值得注重的和意义重大的问题,不仅对我们两国如此,而且对亚洲甚至对整个世界都如此……”
周恩来在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了6次会谈。在会谈中,尼赫鲁说:“阁下很博学多才,‘潘查希拉’是佛教为人们所规定的五条人生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淫色,不妄语。我们两国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国家之间相处的五条戒律。我们两国将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国家关系准则肯定下来,就是对美国人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最好的答复。”
6月27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认为,根据最近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序言中规定的五项原则,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它国家的干涉。”说到这里,周恩来稍作停顿,环视会场后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对那一国家进行威胁侵略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中印两位总理在第六次会谈中完成了关于中印两国联合声明文稿的审定。6月28日上午,在周恩来离开新德里飞往缅甸仰光会谈之前,发布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郑重地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将这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在表达方式上,中印、中缅声明都将“平等互惠”改成了“平等互利”。同年10月,周恩来在与前来参加我国国庆纪念活动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时并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最完整、最科学的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深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国家独立自主学说,而且极大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又相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推动通过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而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了更为深广的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又是其忠实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在我国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一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世界各国首脑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连西方冷战阵营中的领袖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也在公开场合宣布,可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
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针对少数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恩来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54年10月,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周恩来指出:“五项原则不应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美国如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中,就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2004年6月,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会被赋予全新的时代意义,从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