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故事”以及如何“故事”——关于新时代的中国与中国故事的对话

自2013年以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国际传播和实践领域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问题，各类研究课题与学术成果纷纷涌现。实际上，我们如何去认识和把握“故事”以及“中国故事”的具体内涵，牵涉到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认知、话语与叙事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等多个方面。

讨论人：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

杨新华（中国网副总编辑）

张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刘俊（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整理人：

黄珊(中国传媒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

自2013年以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国际传播和实践领域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问题，各类研究课题与学术成果纷纷涌现。实际上，我们如何去认识和把握“故事”以及“中国故事”的具体内涵，牵涉到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认知、话语与叙事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等多个方面。2019年伊始，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就此开展对话，并将对话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讲好中国故事”何以成为学术话题

张毓强：“故事”本非学术话语，它以日常话语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因此也难以用严谨的学术规范对其加以界定。但当“故事”与“中国”这一具有具体指向性的概念加以组合形成“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时，其交叉叠加的复杂性便会被凸显出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而更强调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明晰的自我认知基础上进行“全面、客观、立体”的自我描述与自我表达的主体行为。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主体不单是媒体，而是在国际传播中以人为中心的所有信息携载者。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一直处于一个外向型学习的过程之中，而国际传播场域中的信源具有多重复杂性，建立在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认知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此外，由于我国对外传播实践活动的接受者受到跨文化接收障碍的影响导致传播效果的羸弱，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已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交往过程中的显性的现实问题。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自上而下以及全社会民众共同投身于对外传播的实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引起了包括文学、艺术学、政治学以及传播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学者的关注，并将其上升至学术话题的高度，也是情理所致。

于运全：“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相对于其他的传播手段，“讲故事”具有较强的情绪感染性，所想要传递的价值和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地传播和落地，也更易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

2013年，“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由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强调，已然上升成为了一个国家层面的话题。但实际上，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如何跟世界更好地沟通显得极为迫切，我们有必要将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故事讲好。为此，我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也做了一些探索，我们举办了“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强调“中国故事”应该由所有中国人来讲，号召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人来“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征集了一批各行各业的、生动的“中国故事”文本，并在中国网上进行了呈现。《对外传播》杂志这些年来也都设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专题，组织各方的专家来讨论。

刘俊：学术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基于问题的出现。如果说在中国人的认知视域中所理解的“故事”是经过设计的，那么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则更加强调的是道路、道理、形象、价值等。而西方人理解的故事是生活化的、个人化的，是自然流淌的。中国人所强调的传播的“仪式化”可能恰恰是他们所排斥和不接受的，因此中西方在传播理念上出现了断裂。

“讲好中国故事”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急需在指导思想上的回归。我总结至少有三点现实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第一，内容上的两个极端。我们现在进行国际传播的影视作品多数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美化中国，要么极端丑化中国。前者往往是我们意识形态推动的，而后者专门拍中国边缘化的东西，以迎合西方对我们的想象。

第二，表达上的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隐晦，要么过于浅表。影视剧中隐晦的东方表达和思维，中国人都不一定能看得明白，西方人就更难以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很多商业片的思想容量较低，容易让西方民众对我国人民与社会产生错误认知。

第三，叙事上的两个不足，一是过度注重本土化叙事，二是叙事价值过于散乱。“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一方面要规避过度本土化的叙事话语，即思考如何讲述别人才愿意听。另一方面就是在叙事价值方面，要注重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价值的集中化表达，避免因叙事价值过于散乱而导致传播失焦。

“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转向

张磊：“讲好中国故事”代表着一种国际传播整体理念和实践导向的变化。此前，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国际传播是一整套的实践，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着力。“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提出来了之后，帮助我们明确了国际传播的着力点，即提醒我们需要从故事这个角度去着手，逐渐改变我们以前比较宏大的，尤其是从道路、道理、形象、价值这些方面来着手的认知表述，转向注重个人叙事。之前我们可能更多地在想怎么样去“晓之以理”，但现在我们要通过讲故事来“动之以情”。“故事”是全人类共通的表述方式，讲故事则是通过一系列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勾连，使蕴含了整个人类的价值面向得到不断延展。我们现在从“故事”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去做国际传播，实际上是我们整体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转向。

杨新华：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从宽广的视野来看，我们不能太拘泥于一人一事一物，但是从讲故事的方法和切入点来看，可能从个体、从一人一事一物出发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大视野和小切口相结合来讲“中国故事”，最终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是：我们自己要更加自信。我们越自信，我们在国际视野里表现出来的中国特征就会越清晰，这样能够减少误读误判。

于运全：在这种转向中，讲好“中国故事”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点：

首先，强调是现代中国的故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富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有很多伟大的实践，有很多生动的故事需要提炼好，对外讲述好，让国际社会能了解我们这些年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去，放之四海我们是怎样的人群，有怎样的价值观念。故事要言行合一。

其次，在讲述中要特别注重见人见事。我们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硬实力的变化，我们更要注重反映普通中国人在这40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变化。我们中国人其实跟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都是爱好和平、热爱生活、追求个性发展的人。故事要特别注重人性化表达。

最后，要特别重视融通中外。“中国故事”不是只将我们认为有特点的故事讲述出来，而是要让国际社会能听得懂，能引起国际社会受众的强烈共鸣。

如何处理“过去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张磊：“过去中国”和“现代中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较难处理的一组关系。我们现在偏向于讲好传统的中国，但实际上它是最不用我们去讲、去改善的那一部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给国外听的最好的、最精彩的那些故事，其实本来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存有好感的那一部分。

而西方对于现代的中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我总结有三个对于“现代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专制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其中后面两个刻板印象是交替出现，当中国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状况时，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当中国大步前行的时候，就出现“中国威胁论”。但是“中国专制论”却相对稳定，这是“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误解。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把传统中国里一些好的东西挪过来，帮助他们理解“过去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现代中国独特的实践、理念、道路讲好，展示给西方看，从而去破除误解，达到沟通的效果。

中国古代看待世界和国际的眼光，跟现代是完全不同的一套体系。我们那时候是用“天下”的逻辑来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认为天下无外，全天下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而那个时候中国由皇帝统治，皇帝位于天下的中心，是天子，再逐渐地向外扩散。费孝通就把这种认识比喻为“同心圆”，就是差序格局。但在现代我们所建立的是另外一套不同的体系，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起来之后的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新体系。它表面上是国家间平等自由交往，背后其实是国家实力较量之后霸权与统治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讲故事的一些逻辑，背后所隐含的一些观念，还是受到古代的“天下”体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中西偏差。

如何处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

于运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曾把西方比喻成“橘子”，而将中国看成是“苹果”，西方社会习惯于从“橘子”的视角出发去解释“苹果”，这必然会因为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导致误解与误读。将这个例子放置在我们国家身上同样适用，即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最大程度上削减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尤其是通过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将政治理念层面的一些“中国故事”讲好。

很多人是被中国文化吸引而到中国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一直是比较好讲，也是讲得比较好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制度道路，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可能“中国故事”的讲述难度就比较大，因为这里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鸿沟。西方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实践，而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包括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不是他们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以说在制度上就有很多的差异。

张毓强：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有两种负面倾向。其一是完全建立在本民族的话语体系之上，这种倾向导致了西方受众对“中国故事”接受无力的尴尬局面；其二是一味地迎合西方受众，完全套用西方话语逻辑与表述体系，这也必然会导致在国际传播中自主性的削减。在对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就是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特别完整地、成体系地建设起来。我们究竟应该为了传播效果的需求，用人家听得懂的话，或者说用人家那套话语体系去解释我们，还是说是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

刘俊：这牵涉到一个国际传播的本土化问题。在国际传播中应该坚守自己的东西多，还是应对别人的多，或者是二者结合的多？比如，海外的受众对中国电影是什么偏向？根据调查，海外的观众更加喜欢的是中国的功夫片，倾向于了解历史中国与落后中国，而非现代化的中国，大量的数据表明海外观众将中国定义为迅速崛起的、不友好的、社会落后的、军事强大的、政治强硬的、环境污染的。

为什么海外受众对我们的偏好是这样的？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内容我们制作得太多了，使得海外受众认为中国就是这样，或者说培养出了他们的这种口味。我们需要将这些刻板性的讲“中国故事”的方式和元素，拓展到更为丰富的当代问题、人性问题、复杂问题、中国价值问题。

如何处理“故事”传播中“质”与“量”的关系

张毓强：过去十年间，国际传播内容的生产能力是我们所强调的重点，我们认为首先要创造出足量的内容产品，再辅之以资金和人才投入便可以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大展身手，但实际上的传播效果却未必能达到预期，甚至走向对立。有人便提出了一种看法：传播的内容越多，必然引发的冲突就越多。这里有一个基本逻辑问题：传播的能力真的决定了传播的效果吗？当两种文化相遇，必然会产生碰撞，对外传播的频率越高，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讲好中国故事”是要以量制胜，还是侧重于精准、有效？

于运全：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保证对外传播的媒介产品一定的数量是必要且必需的。当下中国正全面融入全球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息需求巨大，在很多国际性的论坛和会议上，无论中国是否在场，中国话题都备受关注与讨论，很多国际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才能够更为妥善地解决。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故事”在在国际上具有庞大的传播空间，且国际受众对于“中国故事”的需求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格局。因此，从国家层面上供给的中国故事必然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再去谈质的问题，然后才是用户会不会满意，是不是让受众满意的问题。

张磊：以中国目前的体量和国际地位来讲，我们是不可能降低数量的，关键是怎样在提高量的同时，还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展好公众外交，以及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发动民众借用用户生产内容（UGC）的力量来实现“中国故事”在量上的增长。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传播效果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人文交流会促进民心相通，也会建设出更长久、更有效、更有美誉度的国家形象。

刘俊：在影视的国际传播领域，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确一点，就是必须要把国内的产业盘子做大。如果国内的产业盘子做不大的话，国际传播的影响则无从谈起。若要解决“中国故事”的质量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价值聚焦。我们需要厘定出少量的价值点，如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然后在国际传播中聚焦于这些价值点的传播。现在我们进入国际传播的影视作品中，常常是价值混乱而琐碎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中国形象、中国价值、中国人的形象是面目不清的。

那么，聚焦什么价值？我想有这么几个判断标准：有中国特点，又能为西方所认同，为人类共通的认知所认同；且这些价值是中国传统的，但又能够进行当代转换的。基于这些标准，我初步设想了三个可以厘定出来的价值：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

第一个是大同之道。这是人类社会一个最高的理想，是兼济天下的，即中国是胸怀天下之国，会为世界的“共同”美好做出最大贡献，是可信、可靠、可依赖的。

第二个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就是秩序，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礼让、谦让、温文尔雅等社会整体的秩序。中国人可能没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但中国人一定有对于人伦的信仰，这种信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内心的把握和要求。

第三个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讲求的是天人合一。中国人不走极端，其实这也是对西方一些哲学观念的有效替代。中国人中庸的思维也是对零和思维的回应。我们不走极端，我们永远是以太平融合、事缓则圆的状态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这三个可能是中国人、中国价值的光辉之处，同时也是能被西方人所认同的。

其次要做到质量聚焦，在保持住一定量的情况下，下一步就要提升质量。在影视领域，往往一个“爆款”能够抵成百上千个作品。我们在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打造一两部“爆款”影视作品，或许会大面积地扭转西方人对我们中国的形象认知。

情感与链接：讲好中国故事的最新范例

于运全：《记住乡愁》这一类纪录片是近些年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较为典型和成功的作品。这一部纪录片的亮点在于借助“他者”的视角，让“他者”参与进“中国故事”的文本建构之中，借由“他者”之口来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思所想。此外，乡愁反映的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一种情感诉求，不同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乡愁，乡愁背后反映的是大家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记忆。尤其是面对国际社会这么多年在这一方面的疑问和关切，即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随之消减？换言之，我们是否还有乡愁？《记住乡愁》通过“他者”的视角，通过“他者”的参与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的变化很快，但对于家乡的眷恋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血液之中与心底深处。

刘俊：《记住乡愁》成功可以聚焦到两个方面。首先在于它对目标受众的选择。《记住乡愁》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谁记？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中国大陆人民，而是特定的受众对象。现在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即目标受众划分不细致，而这一部作品实际上是有意地去相对细致地划分目标受众，那就是海外的华人。这部作品把海外华人设定为精准的、特性的受众群体，当然西方受众也会从中观察和体会到中国人的情感、中国的变化，从而出现接受的连带效应。

第二点就在于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正在逐渐地从“自塑”走向“他塑”。长期以来，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似乎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的怪圈，自己极力地向西方受众宣扬自己的价值体系。但近些年的纪录片创作，西方受众主动来了解中国、纪录中国、传播中国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我们的纪录片，抑或是传媒艺术的对外传播，已经分成了三种传播主体：自塑、华人塑和他塑。这是中国传媒艺术对外传播的三种主体的来源。这种华人塑华人的中国精神、中国行为、中国价值，举手投足之间可能会深度影响着海外对中国的认知，它散发的力量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