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国：外媒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的关注愈发强烈。在此背景下，外媒尤其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选题更加丰富，视角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和变化。探究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加强和改进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增强报道的海外贴近性和针对性。

一、外媒涉华报道选题倾向及视角变化

近年来，外媒涉华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多元化趋势，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法治、教科文卫、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及。根据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对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等近20家境外主流媒体今年第一季度涉华报道的不完全统，外媒着墨最多的中国新闻为经济类新闻；其次为政治军事外交类新闻；再次为社会文化类新闻。在涉华报道选题不断丰富的同时，外媒涉华报道视角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大致可概括为：视线下移和焦距变小。

（一）视线下移：从俯视到平视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抱有偏见，其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采用俯视或者斜视的视角。但如今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等诸多领域，外媒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平视甚至仰视的视角报道中国。

以外媒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为例。数年前，中国常常被外媒称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认为其为一己私利拒绝履行责任。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发表的报道称，中国为了维持其高耗能的增长模式一直避免就未来排放作出硬性承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拖后腿，成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反面角色。英国《卫报》2012年的报道指出，中国在2012多哈气候会议上使用“拖字诀”，其顽固态度给多哈气候谈判带来消极影响。不过，在接下来的短短五六年间，国际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2017年，盛赞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成了外媒的一种主流论调，不少外媒称中国为“领军者”和环境的“保护者”。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对中国近年来在气候方面的政策和成果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并将其和特朗普政府的气候问题上“开倒车”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文章称，特朗普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就业，浪费金钱，而中国却认为这是实现中国公民未来福祉的关键所在。法新社的报道也称，中国正在推动经济转型，摆脱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制造业，同时民众日益觉醒的环保意识也促使政府直面污染问题，这使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减排，成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军者”。而在今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外媒甚至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将获得全球绿色议程的“领导权”。

在科技创新领域，外媒的视角也呈现类似的变化。外媒一度称中国为“山寨的摇篮”和“创新的扼杀者”。美国《华尔街日报》2011年发表题为《中国教育体制可能扼杀创新》的文章称，教育体制让中国成为一个山寨横行、创新无力的国家。中国学校教育太注重背诵和记忆，不鼓励批判性思维，专门培养遵纪听令的工人，阻碍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强国。彭博社的一篇文章则指出，中国的公司更擅长仿冒原创产品而不是拿出创意理念，并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然而现在，外媒对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进步一片赞扬之声。美国《纽约时报》在2016年末播发的一则5分钟的视频新闻中不无羡慕地介绍了微信和中国的科技创新。《纽约时报》称，一些西方科技公司开始抄袭微信的超级APP模式，中国这个曾经以制造便宜货闻名的国家，已经主导了未来互联网的发展。今日美国网站2017年4月发表文章称，中国正在“后期研发”领域超越美国，并用这种方式逐步夺取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地位。报道称，中国投入比美国更多的资金，将新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产品。预计到2018年，中国在后期研发领域的投入将达到美国的两倍。

外媒的视角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新闻越来越受外界关注；二是我外媒在华采访政策放宽后，境外记者有更多的机会眼见为实，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他们对中国误解；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兴起反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思潮，西方媒体不再一味地强调自身模式的优越性。

（二）焦距变小：从宏观到微观

外媒另一视角变化是由原来的宏观概括，变得更加微观细致。他们有时甚至带着“放大镜”和“显微镜”在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而且“口味”也越来越“接地气”，一些看似“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和网络新闻成为了它们青睐的对象。

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离开北、上、广等大城市，来到中国的偏远、贫瘠地区，寻找不同以往的报道视角。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艾瓦·拉梅洛今年年初就乘坐火车前往了新疆吐鲁番地区，探访当地古老的地下水渠坎儿井的保护情况，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探访中国偏远沙漠里的古老绿洲》的文章。文章用大量的文字记录了记者本人的行动和感受，例如“到达火车站之后聘请了一位当地向导”“在这片亦真亦幻的土地上开了一整天车”“花10元人民币买了一袋葡萄干”“冰川融水从记者脚下的古老水渠流过”等。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分社社长吴佳柏今年4月前往中国四大快递公司的创始地——浙江桐庐县进行走访，并发表了题为《浙江桐庐县：民营快递帝国的摇篮》的文章，对这座小县城因快递而兴的故事进行了描绘。文章中出现了大量对当地景色的描写，例如“夏塘村的豪宅有些多”“青翠的山峦上点缀着一片片黄色的油菜花田”“一道长长的浮雕墙记载了快递业25年的历史”。作者将自己在基层的所见所感穿插在对整个中国民营快递业发展进程的梳理中，有理有据地展现了中国快递行业繁荣发展态势。文章最后还让一位村里的普通老人“出场”，通过对他“头上戴着时髦的粗花呢帽子，手上戴着金戒指和手镯”“儿子聘请了两名保姆，帮他做饭和打扫卫生”等细节的描写，以及老人对当地过去贫穷的讲述，展现快递产业给当地带来的变化。这种体验式写作方式使得外媒对中国的报道更加的客观、细致和全面，也让读者从细节中发现一个正处于剧变中的中国。《纽约客》的一位编辑表示，感知中国的内在变化，从中国的细节入手，这种微观的视角呈现出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真实才是消除偏见的最佳办法。

另外，中国的社会新闻，尤其是互联网上的热点新闻和话题对外媒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人的婚姻、家庭、亲情、教育、青少年成长、养老、生活情趣、创业、发财致富、成名、奢侈品消费、饮食以及一些在互联网上被热炒的“oddnews”(奇闻异事)等都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报道话题。

二、外媒涉华报道的几种常见视角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有一些常见的视角，反映了它们的新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其中的一些视角我们在做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时候也常常使用。

（一）中国新闻“全球化”

外媒对中国与世界相关联的题材尤为感兴趣。他们常常从两个角度思考问题：一方面寻找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与世界的关联，为中国新闻增添国际视野，拉近其与海外受众的关系；另一方面，看到世界上有什么热点新闻，然后找到中国与它们的联系。

以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5年4月22日刊载的《中国掀起“大众创业”热潮——人人想当扎克伯格天天都有成功故事》为例，文章将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业故事同美国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联系在一起，巧妙地在中国故事中植入了美国价值观，成功地拉近了文章与美国受众的心理距离。英国《经济学家》几年前发表的《今天的华为、联想能够成为明日的索尼、三星》一稿也是如此。作者不仅在标题中就当时在国际上仍鲜为人知的华为和联想跟如日中天的索尼、三星进行类比，更是在正文中随时随地把中国公司跟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使得一则中故宫公司新闻彻底变成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去年在报道美联航暴力驱赶乘客一事时，则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中国网民对此事情的反应和看法。这也可以说是现在外媒报道的一种常用手法：一旦发生国际网络热点事件，看看中国网民怎么说！《纽约时报》这篇题为《美联航事件引发中国舆论愤怒谴责》的文章在导语里便指出，在美联航事件发生一天之后，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美国一样，同样出现了大量抗议的声音。文章称，“美联航强制将乘客拖下飞机”在中国的微博上成为热门话题，吸引了5亿5千万的浏览量和24万条评论。

（二）地方新闻“全国化”

很多中国新闻因为地域性太强，涉及面小，往往显得“零碎”，难以引起海外受众的兴趣。外媒总是将这类新闻置于全国的宏观背景下，找出其在全国的“相关位置”，从而“赋予”地方新闻“全国性”，让读者能够透过一个人、一个地方和一件事而读懂中国。

英国《每日电讯报》几年前刊登的《中国的平遥：在冲向未来的涌动中幸存》一稿，就没有局限于平遥古城一地的保护与开发，而是在多处穿插了全国的相关背景，如平遥城墙是全国少数幸存的城墙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平遥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等，使得读者可以透过平遥管窥中国的古城的保护现状。美国《纽约时报》的稿件《新兴城市改变中国成长轨迹》更是个中典范。文章从中国不同城市的地方规划切入，最终落脚到中国的整体发展，既有“点”如东莞、武汉、武汉、温州等的情况，更有“面”，即中国城市发展规模与方向之争。相比一些国内记者习惯于写的“某地出台未来发展规划”等千篇一律的东西，这样的谋篇布局更加宏观，有深度且不显零碎。

（三）社会新闻“政治化”

不少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往往由焦点事件引发，但报道中必定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话题。换句话说，外国记者很爱刻意把任何事件跟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制度加以勾连并进行批判。

美国《纽约时报》2017年4月21日发表的题为《中国高校现反同性恋横幅引发众怒》的文章就是一则例子。这篇文章表面上在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出现反同性恋条幅这一社会热点事件的动态，但行文中不断穿插背景将却将该事件的原因指向中国政府对“多元价值和实践”的限制。文章称，在1997年之前，中国一直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行为，之后才逐渐提高了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度。文章还提到了“五名女权人士在2015年被逮捕”。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6年8月17日刊载的《透视中国：举国体制的“洪荒之力”》的文章将约奥运会时中国游泳运动员傅园慧的一句俏皮话上升到“举国体制”的高度，文章称，中国游泳队的队员傅园慧在描述她获得本届奥运比赛项目铜牌时直率而又不失幽默地说，她已经用尽“洪荒之力”，对中国的体育机制来说，取得目前的成绩也恐怕是这一体制已尽洪荒之力，迫切需要考虑如何改革和发展。

（四）中国故事“标签化”

外国读者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他们却对中国的一些已经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事物非常感兴趣。说起传统文化，他们就会想到孔子；说起中外贸易就会想到义乌，说到瓷器就会想到景德镇；提起河南就会想到少林寺，等等。外媒将这些事物视为中国的“标签”，并尽可能地将自己笔下的中国新闻故事同这些“标签”联系起来，以吸引外国受众的眼球。例如，外媒几乎每年都会对大熊猫做相当数量的报道，代表性报道有《四川为海归大熊猫招募“中国老师”》《探访中国“熊猫养老院”》《窝窝头和四川口音熊猫“宝宝”的新生活》等。除此之外，毛泽东、长城、三峡、敦煌、武术、兵马俑、春节等也是外媒在报道中国新闻时常见的“标签”。

（五）从“变化”中看中国

新闻都是关于变化的，在西方媒体记者眼里，现代中国的故事的魅力也在于运动和变化，他们总希望透过这些变化找寻中国种种成功与问题的答案。《纽约时报》的一位前驻华记者曾表示，中国在变化，在变化中会有调整。所以，我们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怎么看这些调整，中国政府怎么看这些调整，有关部门怎么解决这些调整，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效。此外，外媒还格外关注在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今天，中国社会以及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例如，法新社2015年4月14日播发的《性玩偶进入中国人生活》一文就是借由“性”这个曾经在中国被避而不谈的话题而探讨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而美联社2015年10月5日播发的稿件《戴白手套的管家——中国富豪新标配》则是观察中国人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六）从“人”的角度切入

外媒格外关注“人”的故事。在做中国新闻时也是如此，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它们都尽可能从人的角度切入，如通过年轻夫妇对子女性别的喜好的变化来反映房地产问题、通过家长送孩子进孔子学校来反映儒学的复苏，等等。即使是非常“物化”的新闻，也通常会出现相关的人，以增强稿件的可读性。

2016年12月，“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开设工厂”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一时间国内多家媒体抛出了“曹德旺逃跑论”。法新社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却重点报道了曹德旺本人的生平和奋斗史。这篇题为《中国企业大亨把就业机会搬到美国，中国高税率是主要原因》的文章落脚点是“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这一严肃主题，却因讲了“人”的故事而使得文章的充满人情味，读来更加面孔亲切、有说服力。

三、对外报道启示

丰富多彩的外媒选题和视角为我们的中国新闻对外报道提供了一面“镜子”，时常照一照，可以折射我们自己的盲点，拓展我们的视野，弥补我们的不足。当然，学习外媒，不等于照搬照抄。由于价值观、新闻观的不同，外媒在涉华报道中所选取的立场、表达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常常存在故意误导和恶意歪曲的现象。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原则和立场，不仅不能被外媒牵着鼻子走，同时还要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回应和回击，阐述中国观点，表达中国立场。

（一）善用“全球视角”。“立足本地、放眼全国、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是对外记者的基本素养，而外国记者在这方面的技巧有时比我们更加娴熟，他们总是力求将中国新闻放入全球背景，同时也希望找到国际新闻与中国的联系。因此，我们在采写中国新闻时，应时刻保持这种思维方式，寻找中国国际传播相关议题与全球话题有何关系，尽可能地将中国新闻、甚至是地方新闻变成世界新闻。

（二）巧用“中国名片”。外媒笔下的中国“标签”犹如中国的“特色名片”，是中国的“形象代言人”，很多时候外界之所以关心中国就是关心与此相关的新闻。我们在报道中应尽可能地将报道与这些“名片”相联系，增强报道的亲近感。此外，随着中国科技和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阿里巴巴、华为等中国企业也成为了外媒心目中的中国新名片，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因此我们还应跟踪研究外国受众的兴趣点的变化，不断梳理和更新我们的“中国名片库”。

（三）捕捉中国之“变”。外国记者非常善于通过自己细微观察捕捉中国的变化与进步，尤其是中国人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外国受众对这些故事性很强的选题充满兴趣，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正在剧变中的现代中国。我们的对外记者也要培养出这样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捕捉中国社会任何细微变化，这将是很好的对外报道题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新闻常常会具有争议性，因此在报道时一定要注意客观平衡。

（四）做深社会新闻。外国媒体和受众对中国的社会新闻非常关注，常常把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解读。虽然外媒在做此类报道时不乏歪曲误读的现象，但其手法却给了我们的对外报道一些启示：不让社会新闻流于表面，因为此类新闻背后往往后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人们思想变化，这是外国读者愿意读到的故事。为此，我们的记者在做此类报道时应多下功夫，思考和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

（五）多让“老外”讲“中国故事”。在华外国人是外媒非常关注的群体，有关他们的故事天然地会吸引外国读者视线，他们也是我们外传播中国，讲述中国故事的绝佳人选。很多道理我们中国自己费劲解释半天，海外读者不一定能够理解和认可，但是如果让在华外国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此类报道还应大力加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