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脱贫干部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本小册子——《精准扶贫三十法》。翻开细看，要义其实不难掌握——精准，还是精准。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图为2019年5月5日拍摄的延安市南河河道(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右图为1983年12月26日拍摄的延安市南河河道。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第一站。

  73岁的张瑞生一生都守护于此,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如年轮一般,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日升月落与沧桑巨变。

  “那时候太苦了,父亲只有几碗剁荞面来招待毛主席。现在,延安脱贫了!肉啊,蛋啊,天天有!”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看望慰问干部群众,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对老区发展关怀备至——

  “加快老区发展步伐,做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彼时,摆在延安人面前的是一份严峻的考题:到2014年底时,延安仍有3个贫困县,693个贫困村。占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的7.62万户、20.5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白于山区、黄河沿岸,横亘着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

  2019年5月7日,随着最后两个贫困县延川、宜川脱贫“摘帽”,革命圣地延安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

  而延安脱贫干部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本小册子——《精准扶贫三十法》。翻开细看,要义其实不难掌握——精准,还是精准!

  野根利的“军令状”

 2018年3月26日。延安市委的一间会议室内,气氛庄重肃穆,全市脱贫攻坚誓师动员大会正在举行。

 37岁的安塞区化子坪镇党委书记野根利坐在会场里,越听心跳越快。他听出门道来,这次大会与以往大有不同。

 从市委书记、市长,再到各区县、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摆有一份军令状。军令状末尾如此写道:

 “如若完不成任务,我将引咎辞职。”

 签下军令状那晚,野根利一夜未眠,枕头上全是汗水,满脑子都是“产业!产业!”

 没有产业,是沙湾村的致命伤。

 镇里好不容易找了块背风、向阳的缓坡,准备建起蔬菜大棚时,质疑声却纷至沓来。

 急脾气的野根利也只好耐着性子,急不得,吼不得,只能一次次上门去做工作。

 老乡声大了,就递根烟,等人家消消气。今天说不通,明天再去。掰指头、算笔账。总之,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疙瘩解开!

 话再多似乎也没用。朴实憨厚的庄稼人,就信个“眼见为实”!

 野根利灵机一动,租来几辆大轿子车,把村民带到周边的县区走了一遭。乡亲们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大棚里钻进钻出,东看西看。

 “书记,这家伙还真能挣钱啊!”

 喉咙嘶哑失声之后,野根利终于等来了动工。

 一座,两座,三座,大棚拔地而起,沙湾村人的内生动力好像一夜之间被点燃……

 辛勤没有白费。今天的化子坪镇,大棚种植点、苹果示范园、养殖场覆盖每一个村子,400余户产业空白户有了长线致富产业,全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9853元。

“群众心里没谱,党员不能泄气。这口气鼓了就不能松!”

  工作笔记上,野根利寥寥数笔,道出心路。

  女书记田婷的“成绩单” 

 田婷与黄家圪塔村的缘分,是从一场争吵开始的。

 “新来的第一书记在哪儿?我家的西瓜卖不出去,快要烂在大棚里了,这事你管不……”

 贫困户朱成才一路小跑进到村委会。话音未落,一看见田婷,扭头就走。

 “唏!派了个碎女子来,糊弄人呢么!”

 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田婷赶上前去,一把扭住高出自己一头的老朱。

 “你咋还小看人?我现在就去镇上,一家一家给你推销,不信卖不出去!”

 这是2017年7月,延川县永坪镇黄家圪塔村第一书记田婷到任的第一个月。

 黄家圪塔村全村人都住在沟道里,山大沟深、土壤贫瘠。喝的是碱性水,走的是红泥路。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了。

 包扶单位给村里建起231座温室大棚,可祖祖辈辈种粮的老乡,没人种过大棚菜。村干部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只有47户人勉强答应,逼得村干部想要用抓阄来分配。

 一切从零开始。不会种,苗子很快死掉;不会管,西瓜总也长不大;好不容易收获了,果蔬却时常卖不出去。

 “4座大棚种一年,卖了不到1万元。成本刨了算一算,又白忙活一年!”贫困户张志恩编了句顺口溜,自嘲里带着怨气。

 田婷终于想出了法子。

 村里人发现,这个比锄头把子高不了多少的女娃娃,没事就爱往棚里钻。晚上回到宿舍,还要上网查个不停。她跑到县里请来专家和技术员实地培训,讲一次群众听不懂,她就厚着脸皮再去请。

 培训搞到第9次,再不灵光的脑袋也开窍了。

 2018年,全村大棚收入达300多万元,种大棚的15户贫困户,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

  道路硬化、自来水入户,改造卫生厕所、美化院落围墙,帮贫困户申请公益性岗位……驻村一年多之后,田婷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55户贫困户,只剩下4个兜底人口。脱贫户几乎家家都有产业,2018年底,黄家圪塔村实现整村脱贫退出。

  打腰鼓咋就把贫困打跑了?

  为了生计,16岁那年,李东东就被父亲赶出门去打工。靠着一身勤快,3年后,李东东在村里第一个搞起蔬菜大棚。在20世纪末的安塞,这还算是个新鲜物。

  李东东盘算着,再拼上几年,盖院新房,娶个媳妇,到那时,就能把腰鼓拾起来了。

  几记重锤,突然把李东东从梦中打醒。

  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心脏病病倒。医院成了家,家成了医院。钱花了,棚荒了。

  日子还得继续,咬着牙成了亲。新婚的喜字还没撕掉,李东东却发现儿子患上脑瘫。

  就在这时,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了,李东东也成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哪里有贫困户,精准帮扶的触角就伸到哪里。

  干部的帮扶法子直击要害——

  妻子做手术,报销90%的医疗费,政府送药上门;大儿子被送到延安的特殊学校就读,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助;上初中的小儿子每学期也有400元生活补贴。

  久违的温暖,让这个冰冷的家有了温度,李东东开始惦记心爱的腰鼓。正巧,区里为贫困户办起腰鼓培训班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说是要让他们打腰鼓脱贫。

 “这打腰鼓还能脱贫?那祖祖辈辈打腰鼓,咋还那么穷哩?”

  这一次,打腰鼓还真就把贫困“打”跑了。安塞把腰鼓、剪纸、农民画、曲艺和民歌,作为当地的5张名片,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脱贫。游客来延安旅游,顺道坐半小时车来安塞看腰鼓、听陕北道情,悄然间成了时尚。

  当地还专门成立了以贫困户为主的励志扶贫艺术团,李东东成了骨干成员,演出不断。一场挣150块,一年能演个上百场!在李东东的家乡,文化旅游产业正风生水起,1000多名贫困群众稳定参与演出增加收入。这个延安的“民俗之乡”,从自身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安塞区依托剪纸、民歌、腰鼓、农民画和曲艺等5张民俗“名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上千名贫困群众从中受益。图为陕西延安安塞区西营村,艺人正在进行说书表演,歌唱脱贫后的美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安居美:易地搬迁住新居 

 李天鹏的家乡在安塞区坪桥镇八里湾村,这是白于山区一个挂在山顶的村子。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广种薄收。老天不下雨,一亩地就只能打下三四百斤粮食。

 早年间,全村人吃水都要靠村头的一口井,“一桶水半桶泥,拉回来的水要在瓮里沉淀几天才能喝。”洗完脸的要洗碗,最后再喂给牲口喝,洗澡更是奢望。

 恶劣的自然条件,让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李天鹏也早早打发儿子去城里学厨。每次儿子回城,他都忍不住叮嘱:“在外面好好干,挣了钱,早点离开这个苦地方。”

 2016年,苦日子到头了。李天鹏清晰记得那天的情景,乡镇干部找到他,“干部说要搞易地扶贫搬迁,村里的8户人要一起搬去城里住。只掏1万元,就能住两室一厅的楼房!”

  他的新家在安塞城区的惠泽园移民安置小区。两室一厅的新居内,冰箱、彩电一应俱全。儿子最懂父亲的心思,早早在卫生间里装好热水器。乔迁当晚,李天鹏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把身子都搓红了”,好似要将多年的苦闷统统洗去。

  告别土地,迎来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在当地政府安排下,李天鹏在小区里成了穿制服的保安。

  “活儿不重,一个月能拿1800元工资,这顶过去一整年打粮食的收入哩!”扛了半辈子的锄头,他正在慢慢适应住上楼房、按时下班的生活。

  在惠泽园移民安置小区,8栋高楼里住进了637户搬迁户。新邻居大多和李天鹏一样,是从全区11个乡镇搬迁而来的贫困户。

 一条脱贫路,添了致富的劲头

 延长县最偏远的黄河岸边,有一个村子叫天尽头。

 65岁的冯玉琴就爱坐在村头张望。眼神里全是山里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书记,咱村啥时候能通路啊?”这句话,村支书刘海波被问过无数次。

 天尽头村人没有想到,精准脱贫,让路终于修到了“天尽头”。2016年,到镇里的柏油路全线贯通,天尽头村的鞭炮声,响彻云天!

 当地的红薯、花椒一路走俏。冯玉琴喜不自禁:“客户上门抢购,一斤红薯就能卖到3元钱!”

“前几年,村里人嫌天尽头的名字不好,向县里申请改成了‘添劲头’。现在,这个‘添劲头’才算名副其实。”刘海波说。

 一条脱贫路,添了致富的劲头。无数条前行的路,铺出幸福的奔头。

 截至2018年底,延安693个贫困村全部退出,19.5万人实现脱贫。

  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66%,建档立卡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8289元。延长、延川、宜川3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73万户、5.63万人易地搬迁,农村危房“清零”。全市农村水泥沥青路、安全饮水、动力电实现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