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斗争的需要，觉悟社社员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
（1919年9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天津学生运动骨干组成的觉悟社成立。首批社员有周恩来、邓颖超等二十人，男女各半。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编者）
1919年9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进校后，周恩来全力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然而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周恩来深切地感受到，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应尽快组织一个属于天津青年学生自己的爱国进步团体，来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当时，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天津形成了两大队伍。一是以南开学校、官立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一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作为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他们在斗争中目标一致，互相声援。但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两个组织从未在一起共同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怎样把这两支队伍集结起来？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任务又该怎样？周恩来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9月2日下午，周恩来同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同乘火车回津。在车厢里，这些共患难、同战斗的战友热烈地讨论起“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沉静地靠在椅背上，听着大家的谈话。他们从天安门前的斗争，谈到今后的打算。在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周恩来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尽快把两会的骨干分子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这样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本身又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他还建议出版一个刊物，发表意见，指导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可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宣传。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最后大家相互约定：事不宜迟，回去马上动手准备。
为了让这个设想早日成为现实，周恩来又利用课余时间与大家协商，逐个找同学谈话，征求意见，起草章程，求大同，存小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多少个辛苦筹划的日日夜夜终于换来了成果。一个星期后，两会分别提出了初步名单。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初提出了8人，学联会提出了10人，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又请女界同志会补充了两名。
9月16日，是天津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南马路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了。参加成立大会的同学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喜悦，有人甚至兴奋得流下了眼泪。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他那年轻而赤诚的心同样起伏澎湃。面对满腔豪情的同学们，他当即登上讲台，发表了自己在觉悟社的第一次讲话：“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放……我们要组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热烈掌声，会议的气氛也随着周恩来的这番话而逐渐达到高潮，大家都为觉悟社的发展献计献策。经过全体成员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发扬民主，提倡自我批评，并且决定邀请李大钊、胡适等名人讲演指导。
“觉悟社”把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在一起，积极吸收女社员，并与男社员享受平等的地位。同时，为了应付斗争的需要，他们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是“一号”，即叫“逸号”。周恩来是“五号”，即叫“伍豪”。这个代号在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以及后来的革命年代，与友人通信中还常常使用。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特别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随后，由周恩来主编的刊物《觉悟》也出版了。
尽管觉悟社没有明确选举领导人，但周恩来以其出众的才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杰出的组织才干，赢得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据一位觉悟社老社员回忆说：“在精神上大家都一致公认周恩来同志是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在私下谈话中，也这么说。”也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觉悟社自诞生以来，就成为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社会新思潮的课堂，并在其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始终站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最前列，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使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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