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摘编自《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故事讲述人——雷平生。雷平生曾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学生，又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

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青远（小名：太平）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

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

刚好高老婆儿从窑洞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

这位过世的老人，从20世纪30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地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的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根据我们的朋友武晖跟我转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已经去世了，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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