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匡章的描述中不难看出，陈仲子是一个“苦行僧”式的隐士：饿了三天之后，耳、双目都失去知觉，最后匍匐捡拾井上掉落的已被螬虫吃掉大半的李子，才得以恢复听觉和视觉。一个清贫如此的隐士，何以被孟子引以为巨擘，却称不上“廉”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反观陈仲子的行为操守。
　　孟子的疑问在于：“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母亲的食物不吃，却吃妻子做的；哥哥的房屋不住，却住在於陵。陈仲子又怎能分别所住的房屋，是像伯夷一样的廉洁之士所筑，还是像盗跖之流的强盗所搭建呢？所吃的粮食，又是什么样品格的人所种植的呢？也难怪孟子反问道：“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真像陈仲子那样做，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上食黄土下饮甘泉，才能够办到。
　　隐士之为，延伸到最后竟然只能跟蚯蚓相比，也难怪孟子无法称其廉了。后世学者如王充、全祖望等都对陈仲子抱过不平。但笔者看来，这是孟子的个人语言风格使然。朱熹引程颐之说评论道：“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这种“英气”使得孟子的表达或许稍显极端，但其表达的内容无疑与现实更贴近而富有人情味。孟子反对的是陈仲子无法落地生根，不容于常人之世的“廉”。
　　以此观之，陈仲子的做法也确实不是很正常。譬如其食鹅肉的故事就让人觉得大可不必：仲子不吃兄长收受的鹅肉，吐以明志，然却违背了为子之伦常。鹅肉对其兄长来说是不义之财，对仲子而言则未必。以此稍作延伸，若是仲子待鹅肉消化之后才知道所食是兄长受馈之鹅，他又能干出什么事情呢？人都是社会之人，若是循着仲子的做法做下去，也难怪孟子说只有如蚯蚓般“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才能成就其操守。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孟子为何对仲子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了。
　　反观《滕文公下》一章，孟子论述的主题是“政治”。儒家的政治素来强调礼制、规范，讲究通过合理的制度、规范的礼仪来治理天下。孟子对陈仲子的做作持批评态度，其背后正是儒家正统对合乎伦理的礼制的强调，对矫揉造作的行为的否定。正如赵岐在《孟子注疏》中所言：“圣人之道，亲亲善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浊，不可常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廉”的字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廉”字于否定中有肯定的意思却一直保留下来。特别是“清廉”一词，更是成为了历代官员的基本道德要求之一：经济方面，官员要自身节俭、甘于清贫，但也要积极为人民谋求福祉；在司法上，明断是非，不畏权贵，但也要注重证据，详断案情，关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在道德操守上，高风亮节，出淤泥而不染，但也能在遵循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融入风俗，绝不做作。
　　在古代，“清官”多为下对上之称，即百姓作为被统治者对牧民者的称呼；而“廉吏”则为上对下之称，即统治者对某些臣子的称呼。“清廉”之官在古代的出现，离不开皇权的支持，也进一步加剧了皇权的统治，有其不利的一面。在今天，时代所需要的已经不是旧时代的“清廉”官员，但透过“廉”字所传承下来的对清浊的分辨、对道义的坚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脱离人民实际生活的现实性，却与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契合。
　　恪守“清廉”，执政为民，要的不仅仅是对操守的坚持，更是在坚持中的开拓：不是简单的循规蹈矩，罗列伦理，而是胸怀大义，脚踏实地，在工作中展现生命的质感。以昂然之气“激浊”，也以谦逊之心使得所作所为能够有“常法”，合乎常态，遵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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