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在会上谈话中说：现在我们只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就敲锣打鼓拥护我们，以后我们实行分田分地，农民就更加拥护我们，会坚决站在我们一边。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我到武汉宋庆龄处工作。不久，沈其震同志到武汉，我去找他，说想到新四军去工作，他立即表示欢迎。经请示组织同意后，我随项英同志坐汽车去皖南，路上我把弟弟杨叔丹在周佛海手下当汉奸的情况向项英作了汇报。
1940年上半年，我的一个好朋友从上海给我来信，说想到皖南来参加新四军。但这时国民党积极反共，制造摩擦，形势比较紧张，因此我想写信劝她不要来。可是她住在周佛海的小舅子家里，我给她写信寄去，他们家里人就要看，还不如顺带也给周佛海写一封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项英同志，他表示同意。结果，我在同一个信袋里装去了三封信：一封是告诫我的朋友不必来了，从此断绝关系；另一封是给周佛海的内弟媳的（我们是天革命时期的同学和多年的患难之交），指责她不该投降日寇，纸醉金迷、出卖灵魂；第三封是给周佛海的，劝他洗手不干，不要继续卖国当汉奸，以免遗臭万年。
皖南事变前，组织上决定我去苏北，叫我化装经上海走。我提出，走上海危险，万一碰到认识我的汉奸怎么办。项英同志说：他们是新贵，不一定碰到，万一碰到，你就说是红十字会的，不问政治了。我到上海后，住在章央芬亲戚家里。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我们的身份在上海已经半公开了，为了不使与我们接触的人受牵连，我们转移到南京，住在鼓楼医院。有一天，在医院附近碰到我的弟弟，他见到我很高兴，以为新四军失败，我来和他们相聚了。他还告诉我，一个星期以前，我的那个好朋友拟到皖南去找我。为了探听好友的下落，我返回上海，只得去周佛海小舅子家里问个究竟，并住在他们家里，这样更便于隐蔽。1941年3月，我到苏北盐城后，曾把这些情况向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之友）当时在日本读书，他认为我受少奇之命去南京做过周佛海的策反工作，这是一个误会，不是事实。至于周佛海日记里提到我曾去见过他，实际上那是在武汉的时候，周佛海这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未投降当汉奸。据师范大学伪政权研究室的同志说，少奇同志曾派吕振羽去搞周佛海的策反工作。国民党也派江苏的一个小学校长去搞过策反，这个人是周佛海的老部下，叫刘百川。
1941年3月8日以后，我和沈其震、齐仲桓以及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一起到达苏北盐城，我们是在吕堡会合后一起走的。军部曾举行欢迎罗生特大会，少奇同志参加了。军直机关约有六七百人参加，满满地坐了一礼堂。听说在我们到达之前，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过一次会，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皖南事变以后，上海一带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苏北，与原来的对象分手了，愿意和老干部结婚。少奇同志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作了这次报告。
罗生特是奥地利的泌尿科医师，因反对希特勒的侵略，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来华的。我和他一起在军卫生部工作。少奇对罗生特很关心。有一次，少奇问我：罗生特挂蚊帐没有？他说，外国朋友没有被蚊子叮过，到中国来对疟病的抵抗力低，蚊子一咬，病了不得了。他要我赶紧去想法解决。罗生特在三师作过一次政治报告，讲联共党史中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的分歧，由沈其震翻译，但与我们干部当时的实际水平有一定距离，因此很多人听不进去。罗生特很有政治头脑，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后，称赞说，这篇文章了不得，所有殖民地国家都要走这条路，这是殖民地求解放的指导思想。
1941年四五月份，少奇在盐城参加过一次近千人的大会。记得会后，王前、张茜、陆璀、孙湘等曾和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开座谈会，是在军部会议室开的。少奇在会上谈话中说：现在我们只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就敲锣打鼓拥护我们，以后我们实行分田分地，农民就更加拥护我们，会坚决站在我们一边。
1941年5月，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当时，我们在项英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很尊重项英。项英讲话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我们都非常崇拜他。这下说项英同志犯了错误，我们一时都转不过弯来。直到列席了这次会议，才逐渐明白了。后来，我到华中党校学习，在这期间，少奇同志发表了《答宋亮同志的信》。1942年秋季，少奇同志又在军直机关和三师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报告，对我教育很大。
1942年，少奇同志离苏北回延安。这年五六月间，我跟饶漱石等去淮南。12月，由于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军部也转移到淮南。后来，我们也到延安去了。我们是沿着刘少奇去延安的路线走的，经过山东滨海、鲁西、晋东南、太岳、晋西北等地，一路上都听说少奇路过这些地方时，指示他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结果使这些地方的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少奇同志回延安途中的影响可见。
1945年3月，我收到父亲通过延安新华书店寄刘少奇转给我的信。我父亲是少奇的表兄。我在汪伪政权供职的弟弟把父亲送到淮南根据地，见到了在淮南工作的妹妹。当时谭震林同志还在那里招待了我的父亲。刘晓同志到延安来准备参加七大时，少奇要我把家里的社会关系告诉刘晓，以便利用。于是我把我们家的社会关系详细告诉了刘晓同志。刘晓同志原拟派我回华东去搞白区工作，后因抗战形势变化很大，组织决定派在华东工作的妹妹去南京，我随爱人留在延安。日本投降后，我们径往东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