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的专列驶向南方，这次他要先去广东，然后再去上海。这次不同寻常的春天之旅，引出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春天的故事。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的专列驶向南方，这次他要先去广东，然后再去上海。这次不同寻常的春天之旅，引出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春天的故事。

1989年到199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治理整顿中稳步向前推进。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已经恢复了元气。在此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传统教条式观念束缚对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心存疑虑，对党的基本路线出现怀疑和动摇。

机遇与挑战扑面而来。中国能不能有所作为？改革开放能不能迈出新的步伐？人们都充满了期待。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二，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第四，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第五，要按照“四化”标准选好人才。第六，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谈话科学的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从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到上海，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88岁的邓小平用朴实的语言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南方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邓小平南方谈话，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从战略全局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胆识，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思想，为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正式向全党下发和传达，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全面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快，全国各大报在头版头条转发。许多人就是从这篇报道知道了南方谈话，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的高潮。各地区、各部门纷纷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调整或制定新的计划，以实际行动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

邓小平，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视察了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如春风吹遍中华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