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明确指出，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镜头记忆》系列节目《共和国的足迹》。1962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明确指出，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

主持人：召开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解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与会人员“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

主持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发扬党内民主，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作用。

解说：“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主持人：周恩来将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

解说：调整政策包括：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城镇居民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舍小家、为大家”，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周恩来曾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大批的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背上行李和农具到山区农村的公社大队落户，他们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些城市长大的男女青年，积极学习农业技术，进行科学种田，在党的关怀下，在当地群众和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牢牢地在山区农村站稳了脚跟。

主持人：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在大量精简城市人口的同时，中央同时把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解说：除了在各地设立科学试验田，进行科学种田，提高产量，还对以前不产粮食的低洼盐碱地、山区等地开荒种地，围垦良田，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1961年起，安徽等地探索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邓小平形象的予以肯定：不管是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主持人：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代表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种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解说：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文化政策也作了进一步调整。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还检查纠正了在统战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主持人：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