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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轻人,科技强国@你

    作者|李丙,陈志文,林威,兴盛,白毅鹏
    • 故事人物
      • 李丙
      • 陈志文
      • 林威
      • 兴盛
      • 白毅鹏
    • 故事地点
      • 中国
    • 故事年代
      • 现代
    • 故事来源
      • 中国青年报
    • 发表时间
      • 2020-12-25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学风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等表述备受关注。

    2020年11月24日,海南文昌发射场,长征五号遥五火箭托举“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点火后呼啸升空。人民视觉供图

    编者按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学风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等表述备受关注。青年一代肩负着科技强国的光荣使命,惟有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拿出“坐得住冷板凳”的决心,刻苦钻研、求真务实,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耐得住寂寞才有更多“嫦娥”奔月:李丙

    在哈尔滨度过最后一个冬天,我的博士生涯也即将结束。求职、投简历期间,我发现不少基础科学专业的朋友都选择了“跨界”找工作:化学专业的同学转行进入行业咨询公司;学生物的同学做起了证券咨询;本科学习数学专业的朋友在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后,最终进入了某互联网“大厂”……

    一些朋友放弃专业研究,虽然心有不舍,却也是多方面衡量后的选择。基础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又苦又累的“冷板凳”工作,与之相比,不少年轻人都更青睐收入更高、环境更好、更有活力的互联网工作。而且我发现,由于基础学科学生就业面较窄,很多人在选专业时就会避开基础学科,转而选择大数据、计算机等更加热门、前景更好的专业。

    同时,基础学科领域的评价体系也有待改善。与应用科学不同,很多基础学科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出成果,有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不断研究和投入。而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对成果的快速产出要求很高,导致目前不少科研成果局限于表层研究,不利于基础学科重大问题的解决。此外,由于基础学科评价体系以SCI论文发表为重点,使得基础学科领域的成果转化率不高,大多数研究都仅仅停留于纸面,难以解决工程实践中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成为年轻人坚守基础研究的障碍。

    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和创造,均离不开在相应领域的深厚基础研究。从蒸汽机的使用,到交流电的大规模应用,离不开物理学家在动力学以及电磁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化学、材料学以及物理学的结合,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化生产开辟了道路;现代生活中,作为清洁能源的核能的大规模应用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的深厚研究。可以说,没有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嫦娥”奔向月球,到“蛟龙”潜入深海,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工程实力日新月异地发展和进步。在日常生活中,高铁出行、一键约车、网上点外卖等新兴模式,也让我们不断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便捷。但需要认识到,这些创新大多集中在科技应用层面。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需要追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其实,在基础科研领域,年轻科研工作者更容易做出革命性和开创性的成果。纵观近现代历史,不少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在年轻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开创性及革命性的成果。比如,爱因斯坦在26岁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海森堡在24岁建立起了矩阵力学,并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及矩阵理论。这与青年时代思维更加活跃,较少被保守思想桎梏,更容易突破旧思想的束缚密切相关。基础研究,更需要开创性的思维和丰富的创造力。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

    对此,防止基础领域的人才流失,鼓励更多年轻人去做基础科学研究,应成为重点。一方面,需要改变现有评价体系,建立起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双向评价机制,改变单一的“唯论文论”评价方式,加大对基础科研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中科院研究员袁亚湘就曾指出,除了论文,应更加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和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年轻基础学科科研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加强生活保障,为他们提供稳定、舒适的研究环境。基础科学研究离不开浓厚的兴趣,坚持不懈的耐心与好奇,如果年轻科研者们总是为了做项目、拿经费、出成果而忙碌,甚至因为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焦虑,便无法塌下心来深入做研究。

    从“短平快”的角度来看,基础科学显得有些“无用”。可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所言:基础科学在当下并没有即时的应用,但在未来会解决很重要的问题。对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而言,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坐“冷板凳”,使他们能够安心做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学术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基底:陈志文

    前两年有韩春雨现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数学系超越北大数学系的笑话。

    单单就规则而言,这所学校并未直接进行作假,也并非贿赂排名机构,而是很多数学系老师对规则的娴熟掌握与利用。USNEWS排名规则中对高引用率权重较高,人为制造高引用率,让该校一举超过北大雄踞数学第一。

    如果说追究该校的责任,大约只有一条,对高引用率的奖赏。但全国很多高校不也是这么做吗?区别无非是程度与规则严密与否的问题。引用率本来是科研领域评价学术价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们把这个尺子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就彻底被异化了。当下,有个别大学与科研机构甚至直接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引用同一个学校或者单位同事的论文,以提高学校或某科研机构整体的学术声誉,则是对规则的功利化利用。

    评职称看论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师制造出一堆没有价值的论文,甚至是雇佣第三方不顾廉耻地定制论文。专利一度作为科研效果与成绩的一部分,于是专利就井喷了,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专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们评价尺子出了问题,过于重视一些数字评价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问题,但我想更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用数字评价?难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为诚信。诚信文化的缺失,导致我们不相信定性评价,更喜欢用定量评——数字来衡量,认为数字评价一定能够实现公平。

    然而,只采纳数字评价,功利文化就开始上阵了。极端功利化的应对,不断扭曲各种指标,玩坏各种规则。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学术诚信不是独立的,是整个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学术诚信的建设,需要从每一个人的诚信上下手。

    诚信文化难道是人性的优势?不是,是严惩重罚出来的。撒谎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无法承受,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义,是靠威慑实现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学家笹井芳树(YoshikiSasai)在研究所附近悬梁自尽,时年52岁。原因是其牵扯到一起学术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案。羞愧难当。而曾经声名显赫的小保方晴子则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研究领域,被“社会性死亡”。

    去年,美国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闻。一些有钱人通过贿赂体育教练,通过招生的旁门进了名校。被揭露后,不仅学生被退学,相关教练被罚重金、被判入狱,行贿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罚重金,被判刑入狱。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驾入刑。酒驾屡禁不止,相关部门最后拿出杀手锏,酒驾入刑,这一恶劣风气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驾这一新兴职业。

    如果我们一些教授、科研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或学术舞弊,不仅是开除、停职,而且一辈子不得从事教师与科研工作,丢了饭碗,他还敢吗?

    近年来,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学风建设。例如,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响亮地提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及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

    我认为,只有从底层解决诚信的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学术诚信的风气;只有以最严格的措施惩戒学术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实捍卫科研诚信的生命线。

    科技强国,“科”与“技”缺一不可:林威

    记得刚上大学时,常有高中的朋友问我:你是学物理的,现在都在研究些什么?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都会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回答:没研究什么,打好基础就要好几年呢。高考时,我因为在物理竞赛中得奖,得到了难得的保送机会,然而,面对各种光鲜亮丽的热门学科的“诱惑”,我还是坚守住了自己对基础科研的向往,选择了形象低调,贵在“宽口径、厚基础”的数理基科班。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间,将近10年时光转瞬即逝。当年如同“一张白纸”的那个基科班新生,已经成了实验室里带着新进博士熟悉设备的“老师兄”。在这个过程中,我取得了硕博连读的推免机会,跟着导师做完了一整个项目,自己也有论文发上了核心期刊。然而,尽管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新生,对物理学科的理解也有了深入的发展,当有专业以外的朋友问我“你现在都在研究些什么”的时候,我还是免不了会感到头疼——原因很简单:就算我把我正在从事的研究再怎么清楚地讲述给他们,他们也很难理解那些晦涩的科学术语,与此有关的基础研究又到底“有什么用”。

    说起来,有些事确实让人倍感无奈——在大多数并不从事科研工作的朋友眼里,衡量科研工作者水平最重要的“金标准”,就是他们的研究多么“有用”。因此,和那些能够较为直观地与社会生产、经济民生挂钩的技术应用研究相比,基础科研常常给人留下“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印象,进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好几次家族聚餐,都有知道我在搞科研的亲戚对我举杯,让我加油为祖国芯片事业突破封锁作贡献。起初,我还会试着解释自己做的是基础科研,虽然一时和芯片搭不上边,但对国家发展同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后来,我发现了解释的无用,嘴里的回应也只剩下了“我一定努力”。我逐渐意识到:让普罗大众认识到基础科研与技术应用同等重要,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毕竟,和“中国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还能让人振奋自豪的技术创新相比,基础科研领域的大多数成果,都很难给普通人直接的触动。当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发现”引力波的三位LIGO科学家时,我接触到的科研圈子近乎沸腾,然而同样的话题,在其他人眼里却连谈资都不一定算。

    我说这些,倒也不是为了向社会发牢骚,术业有专攻,我们不可能要求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对科技事业和科研工作者有同等认知。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想要认真思考“科技强国”这个宏大命题,意识到“科技”这个概念同时具备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两面,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是科技进步的“总开关”,可以为技术应用突破现有的天花板,开拓出更加宽广的研发空间。各种高价值、高社会关注度的技术应用转化成果,反过来也有助于鼓励社会各界加大科研投入,从而反哺基础科研。

    尽管在科研领域的“小江湖”中,部分基础科研工作者和技术应用工作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门户之见”,有时还会为此展开辩论。但在我的接触范围内,越是研究能力强、项目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便越是中道平衡。对我国科技事业而言,基础科研与技术应用,无疑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最近几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对基础科研工作的重视,其中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实验室在采购先进设备时不必再像以往一样束手束脚,以及领域内项目通过率的显著提高。尽管在社会关注度上,基础科研暂时仍略逊一筹,但国家对科技工作的总体投入已经明显走出了“厚此薄彼”的误区,大大有利于我国学者在基础科研领域取得不亚于技术应用领域的成就。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不论是在业界内还是业界外,都存在基础科研“烧钱”“给外国人做嫁衣”等说法。抠起字眼来,这些说法不算全错——基础科研的产出确实不那么直观,其成果也确实比技术创新更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然而,人们还应意识到:只以“赚钱”“藏私”为目的的科研取向,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将科研工作对经济的助力最大化,但注定不可能为我国科研体系打下稳固的发展基石。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止于取得几项高价值的技术突破,而是要全方位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就必须告别这些狭隘的认知,立足更广阔而有前瞻性的视野,从而让我国在基础科研领域“破局”,进而引领更多关键性的技术突破。

    别再让科研工作者承担“项目焦虑”:兴盛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在读博时期就曾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和导师的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注意到了他桌上厚重的项目申请文本,此后便加入了项目研究组。科研项目有效支持了我的学术研究进展,在临近结题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更是挑灯夜战,核对报告,最终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我也参与了科研项目的设备管理、财务报销、结题答辩等环节,初步体会到在项目研究之外,仍有颇多需要操心的事务性工作。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高校工作,科研项目在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关乎学者的学术研究,也与职称评定、薪酬职位等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此时,由于研究方向的调整,我希望在一个较新的领域尝试交叉性研究,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项目申请上缺乏积累和经验,好在经过一些努力,这个工作也算有效完成了。回顾自己这段成功取得科研项目的经历,有不少心得想分享:

    首先,在那些项目评审机制中,有一些显性或隐性的职称门槛,申报书中的“既往研究基础”一栏就让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缺乏研究成果积累的我十分为难。看到前辈学者的论文成果多到需要缩小字号、跨页填写,我却连已有的空行都填不满,以至于对项目能够评审成功心怀忐忑。这其实也是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面对的尴尬,没名气没头衔,很容易被挡在项目申报的门外。

    其次,项目申报程序较多、手续复杂,如何运筹、规划好“申报体”文字,就是一门大学问。项目申请表中大都要详细填写研究的主要内容、目标和预期结果,我在填表时,便颇费了一番功夫。

    在连续几个月的准备和等待后,我终于成功申上了项目,开始进入研究进程。在项目实施中,我也花了不少功夫来配合项目的实施。比如,与项目相关的评估、检查和审计,均有大量的材料、文书需要花费精力撰写;项目经费的报销手续仍比较繁琐,所需的设备、耗材超过一定数额,需要走招标流程。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人近中年的生活负担,还有挥之不去的考核压力,都考验他们的耐力和毅力。而现行的项目报销制度,对科研工作者也有不小的现实压力。

    因此,作为置身其中的科研工作者,我十分感谢项目提供的资源和经费,为自己首次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帮助,但我也同时期待科研项目申请工作中能少一些不必要的琐碎流程。在项目申报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质量和创新性的评审导向,突出同行专家学术评价,尤其是对首次申请同类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可否放宽既往研究成果要求,适当扩大“青年项目”在项目总数中的比例。与此同时,应该在制度上鼓励结合自身学科基础和研究兴趣,探索创新性研究领域,鼓励学科交叉,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学者担任首创性课题的负责人,释放科研潜力。

    与此同时,可否减少非必要的申报材料板块,推进线上申报、线上审批,加强各主要科研基金管理单位的申报系统兼容和科研基础数据共享,使得基本信息填报尽可能实现“一键导入”,避免反复填报和复杂的纸质表格制作。在申报系统的设置上,应该注重体现不同学科大类的差异性。对于具有“填白性”的研究,提供具有灵活性的专项评审设计方案。

    另外,在科研项目的评估和经费使用上,应当尊重研究规律,合理设置评价程序,避免科研时间碎片化。我建议,高校可以适当增加项目负责人的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加快推进财务助理、学术助理在科研过程中的常态化设置。

    当前,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对于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论述让我备受鼓舞。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科研工作者在职业生涯初期,在经过调整、精进的科研项目制度的支持下,能够更专注、从容地开展研究工作,扎根脚下的土地,做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会“诱惑”你越做越好: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白毅鹏

    眼看耗了40分钟,又整体检测了线路,设备依旧没动静,余守安只得申请换器件。果不其然,器件坏了,不是自己的问题,这让他长舒口气。不过按规定,裁判长只能为他补时6分钟,“有些题没做好”。

    12月13日,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盐城技师学院19岁的余守安获得电气装置项目的金牌。赛前统计,选手们平均年龄在21.8岁,这无疑是场年轻人间的较量。

    “竞赛很抠细节,线槽拐角要做到90度,有些偏差不能超1毫米。”

    来盐城技师学院前,余守安在淮海技师学院念书,那时,他觉着人的技艺没法像机器那样精确。“为了铁板更圆润,钳工老师每一锉刀都能精确到0.1毫米,十刀就是1毫米。”余守安想这怎么可能,后来在擅长的项目上练习,他发现凡事熟能生巧,“尝试了才知道能否做到”。

    拿安装线槽举例,刚开始余守安做的缝隙很大,“能塞根手指”,后来发现误差和材料介质、工具、手生有关,“只能多练,没捷径走”。技能大赛中,安装线槽是否规范,会被计入客观评分,你的设计是否美观,会被计入主观评分。设计想出彩,就得靠编程技术。

    余守安接触编程是在淮海技师学院,至今回忆起最初训练,他觉着当时思路挺乱。“有道题是设计程序控制红绿灯,费老大劲弄明白,才开始上道。”余守安说,那是他第一次发现编程不难,和生活有很强关联。

    不过,国赛前,余守安又被编程“绊”倒了。有道题是设计一个开关,用来控制两个灯具,按第一下,一个灯的亮度达到60%,另外一个达到30%;按第二下,灯的亮度要互相调换过来。

    “连着搞了三天,最后一天半夜一点多才弄好。”余守安先后试了五六种方法,发现数值转换能解决问题。“换种方法,很多参数就要调整,每种方法都要试3到5小时”。这让余守安觉着自己还是缺想像力,“不会灵活变通,尝试其他方法”。

    当然有时余守安也会打破常规。有个题目是调节家里日光灯亮度。一般的灯具是直接开熄,能不能把瞬间开启变为柔顺渐变,以免生硬呢?通过程序控制,他将灯具调整为三秒缓缓打开,效果不错,他认为这样更人性化了。

    余守安眼中的“创新”,是从竞赛中体会来的。他觉着创新是提升效率,少犯错误。在编程上,简捷高效,舍弃弯弯绕绕,不要给项目制造麻烦。

    “外语挺难!”备战世界职业技能大赛,学好英语能让操作更顺畅,余守安不敢放松英语学习。集训队做了汇编教材,200多个短句,1000多个单词,词汇主要是继电器、线头、线管这些专业词汇。年初,余守安还把教材导入手机软件,“随时能练,没法子,这样才记得牢”。

    大赛对选手的体能要求很高。一个竞赛项目持续3天,加起来16个小时,“就编程时会坐下,其他项目都是蹲蹲站站的。”为此,余守安每早6点多起床,晨跑5公里。到下午5点多,还要做几组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的力量训练。

    闲暇之时,别人逛淘宝“剁手”,余守安会在网上搜新的电气元件、装置工具,分析它们的材料构成,如何操作使用,“有的特好用,第一时间就买。”

    “刚接触这行是照葫芦画瓢,后来很想把东西做好。”余守安说,精益求精是潜移默化的。由于一直在参赛,余守安觉得选手比拼,传递的是追求卓越的精神,其他选手的优点,他会学习模仿,“转换到自己身上”。

    余守安认为高水平技艺会被人看到,成为他人追求的目标,“像我们就想赶超以往冠军,取得新成绩”。

    “电气装置项目有老方法,也有新技术”。余守安解释,这个项目离人们不远,大兴机场的智能设施有它的影子,会应用到家庭、酒店装修,及工厂的传送带、升降电梯。行业产业空间广阔。

    余守安认为,工匠精神是做出来的,要起早贪黑地练、牺牲娱乐时间,要克服孤独,保持耐心,不是嘴上说说。在他看来,个人的技艺追求,会撒下种子,传递给更多人,影响到整个行业,最终更好服务普通人和工厂客户,推动社会发展。国家提倡工匠精神,不仅是要求制造加工业,更是期待全行业求精求深,“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职业追求”。

    “比赛是要把会的东西做到极致,会‘诱惑’你越做越好。”余守安想得最多的就是好好打比赛,“进入世赛,看看潜能有多大,项目水平还能往前推进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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