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登是革命老区，也是红色胶东的策源地、核心区，早期党组织建立及活动（含重要联络点）遗址遗迹，武装斗争、起义、战斗遗址，革命领导人、英模人物和惨案遗址等重要的红色印迹共115处。

文登是革命老区，也是红色胶东的策源地、核心区，早期党组织建立及活动（含重要联络点）遗址遗迹，武装斗争、起义、战斗遗址，革命领导人、英模人物和惨案遗址等重要的红色印迹共115处。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挖掘好、宣传好这些红色故事，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激励砥砺前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英雄人物

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太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从上海来到文登成立中共胶东临时特委。1937年12月，带着山东省委指示回到文登，组织领导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2月，指挥“三军”摧毁牟平伪政权，在雷神庙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2014年，理琪入选全国抗战英烈名录。

于得水（1906-1967），原名于作海，山东文登人。历任中共文登武装小组组长、“一一·四”暴动东路第三大队大队长、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副团长、东海行署专员兼文西行署主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武装部第一副部长、浙江省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常委。

林一山(1911-2007)，山东文登人。解放前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中共胶东特委委员、中共胶东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等职。1949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历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水利部顾问等职，被誉为“红色水利专家”和“长江王”。

张玉华（1916-2017），山东文登人。1935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三团政委，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政委，武汉军区副政委，湖北省委书记，南京军区副政委，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当选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2012年获得了“中国好人”殊荣。

赛时礼(1919～2001)，山东文登人，中共党员，胶东地区著名战斗英雄、特等伤残军人，参加和指挥大小战斗200余次，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山东军区管理处长，济南军区后勤部副局长等职。军旅作家，创作了《三进山城》《智闯威海卫》等200多万字的文学、影视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

赛时礼出生于高村镇坤龙邢家村，家境贫寒，只上4年小学，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2年在战斗中被打断左腿，由主力部队转到地方，担任文登县独立营二连连长。他英勇善战，带领部队打伏击、截汽车、拔据点、闯县城，是胶东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是胶东军区首批战斗模范、模范指挥员。他参加和指挥过大小战斗二百余次，重伤六次。1947年11月11日，敌人的两颗重机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腮，打掉了上下牙齿，打断了舌头，从此成了特等残废。1962年离休后，在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右手伤残蜷曲，只能用左手前“推”后“捣”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由他编剧的电影《三进山城》、《智闯威海卫》、《陆军海战队》、《沉日》、《血醒》、《敌腹掏心》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军地领导和社会各界誉为“中国的军中保尔”。2001年10月30日，病逝于济南军区总医院，享年82岁。赛时礼去世之后，他的老战友、老朋友、家乡人和亲人共同创作了一部怀念之作《一口英雄气》。

二、红色胶东革命家庭

从支持革命的红色家庭入手，深入挖掘舍小家为大家、前赴后继投身革命的家国情怀，通过细小感人的故事感染受众者。

祖孙10口献身革命的“建国之锋”家庭——俞宽增（1878-1959），文登区葛家镇林子西村人，著名革命烈士邹恒禄的母亲。其丈夫邹连群因病失聪，靠她支撑贫苦的家庭。她为人宽厚善良，深明大义，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炼就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大儿子邹恒禄是文登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凭着朴素的阶级觉悟，她很快就理解并支持党的事业。中共文登县委和胶东特委多次在其家中开会、接头，她主动担负放哨望风、秘密传送情报的任务。1933年秋，她又支持第三个儿子邹恒德参加中共地下活动。为此，三儿媳被封建势力骂为“土匪的媳妇”，被迫投湾自尽，俞家被称作“土匪窝”。二媳妇刘昌锡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4年被国民党文登县长刘崇武抓进监狱，逼她供出邹恒禄、邹恒德的下落。俞宽增及时把当局的阴谋通知两个儿子，嘱其不要上当，自己每天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按时往狱中给儿媳送饭，暗示儿媳要坚强、挺住。刘崇武无计可施，只得收了一百元钱做抵放人。老人领着儿媳、背着孙子，从狱中回家。这年秋天，刘崇武又派人闯进俞家捉人，捉不到人就对俞宽增用棍棒打，用点燃的成札香火烧灼她的胸膛，逼她交出儿子。她宁死不屈。小孙子受惊吓抱着奶奶号哭，也被兵丁狠狠踢开，不几天死去。天福山起义胜利后，俞宽增革命信心更坚定。1938年5月，让第二子邹恒寿带上她亲手抚养成人的两个孙子邹立义、邹礼智一起投奔“三军”，支援抗日战争。1939年5月，邹恒禄、邹恒德均壮烈牺牲。到1944年文城解放时，俞家原12口人，家中只有她和大儿媳两代寡妇。1946年3月在昆嵛县人民政府一届三模大会上，白鹿区合作社、各救会、商会合赠俞宽增“建国之锋”的巨幅匾额，以表彰她的巨大贡献。

捐出所有家产参加革命的“老贴”之家——张修己，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文登县沟于家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祖辈以耕田为主，祖父母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善于经营，靠编箩筐、做木匠活攒钱购置土地。到张修己出生时，家里已有耕地50多亩。革命战争时期，他把自己的家庭当成了革命的“驿站”，结交革命志士、建立革命组织。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在革命需要的时候，都挺身而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了革命，他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家产补贴给了革命，以至于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以后渐渐淡忘了他的真实姓名，管他叫“老贴”。

全家人差点被活埋的英雄之家——高传翰（1892-1974），文登泽头大洼村人。高家在离村半里多的野外住，为看家护院，自己修了个小岗楼。老人一家非常支持革命，小岗楼成了于得水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高家成了革命“堡垒户”。为防不测，岗楼墙上挂有土枪和一个个用罐头盒做成的土手榴弹。他的大儿子高登之高小毕业后，学习医术，曾在铺集、郭格庄及本村开设诊所。高登之1934年5月加入共产党，以行医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8月西上入伍，曾任八路军牙山留守处秘书；1939年任东海区司令部参谋兼侦察科长：1940年4月15日，在林村战斗中受伤被俘，他英勇不屈，在葛家被敌人用铡刀铡成三截。为不给敌人留下线索，高传翰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没有为儿子收尸（解放后，在家乡建了衣冠冢）。高登之牺牲后，高家老少都被抓到昆嵛山，押在牢里严刑拷打。尽管如此，敌人审讯时，全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准备将他们全家活埋。坑没有挖成，八路军打进昆嵛山，敌人慌忙逃跑，锨、锹都丢在山里。在如此打击下，高传翰老人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又把够岁数的儿子高志华送上抗日战场，高志华牺牲了，家里也一直没见到尸首，老人又接连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刚从烈士子弟小学毕业的孙子高厚福（高登之之子）等送到革命队伍中。高家三代先后有8人入伍，并且后辈以前辈为榜样奋勇争先，其中，高厚福晋升为空军少将。

一门四烈之家——丛月章（1891-1943），原名丛树贵，宋村镇下徐村人。1934年加入共产党后，他以社会名流身份积极投入统战工作，并受党组织的委托在家开设“福寿堂药房”，掩护党的活动。“一一·四”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程伦，暴动前任该药房先生，暴动的部分准备工作就在这里进行。暴动失败后，丛月章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中共党员李英岚（程大姐）暴动中被捕关押在牟平监狱，他派儿子林江去监狱为李英岚送棉衣，并凑钱将其保释，又护送她乘船转移到上海。1937年11月，他又将共产党员潘复生保释出文登监狱。

1938年3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由文登开赴蓬黄掖，他家成为“三军”的联络站。同年，丛月章任中共文登县四区区委副书记，并组织成立农民抗日自卫团，被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监押20余天，强迫他解散自卫团，改办国民党的保卫团，但他始终坚强不屈。1940年5月，“抗八联军”百余人闯进下徐村，烧毁丛月章和其它共产党员及村民房屋480余间，杀害2名共产党员和1名群众，制造了“下徐村惨案”。但丛月章并未被吓倒，仍然坚持革命。当年9月，丛月章被选为东海区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胶东区参议员。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中，他主动捐献100多亩土地，受到贫苦群众欢迎。1943年病逝，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他的妻子隋熙兰于1940年入党。他们的2个儿子4个女儿，自1935年相继参加革命。次子林江（丛祺滋）、次女林向英（丛祝滋）、四女丛林均为革命烈士。其中，林江曾任胶东区党委青委会书记、胶东青联主任。1942年春，林江被选为山东省青联常委，兼任胶东青抗先总队部的教导主任、胶东各救总会宣传部部长。是年冬季，日伪军“扫荡”时，林江在西海区坚持斗争，在招莱边区反“扫荡”战斗中，被日伪军合围于大泽山区，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4岁。

“夫妻双烈”之家——林治橞，1938年2月，来自文登、荣成及周边地区的李淑媛、蔡玉君等12名女青年同一天到文登大水泊参加抗日队伍。为表达抗日救亡的决心，她们商定一起改姓“王”，不按年龄大小，按到达的时间先后，改名为“王大”到“王十二”。即后来誉满胶东的“王氏十二姐妹”。

王大，又名王达，原名李淑媛。荣成成山卫一村人，曾任胶东妇救会长，四川省委委员，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王二，又名王军，原名蔡玉君。荣成成山卫三村人，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大、王二两人曾在1937年参加过抗日活动，是“河山话剧社”的骨干。

“王四”，原名林治橞，1915年出生于文登城东关上台子街（今天福街道峰西社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新婚一个月，她就背着丈夫毕务滋参加了革命。入伍后，她给丈夫寄回一封信，信中开首写道：“我要向你告辞了。我走后，望你不要伤心！”这是对丈夫的安慰。信中间对其夫真情相劝道：“望你答应我，国家为日本残害到如此地步，不停地骚扰，知它何时太平，并且此事最危险不过，生死存亡难料，怎能等待我的回归呢？与君相约，倘我一年不归，你当急选良缘匹配，以接香烟。”

1939年12月10日拂晓，反扫荡中，中共胶东区党校和大众报社在掖县三元乡河南村被日寇围袭。三元乡位于掖县与招远县交界处，是中共胶东区党委党校及《大众报》的所在地。日军侵袭三元乡前，党校及报社的同志已转移到三元乡北郊的河南村，不想拂晓又被日军包围，党校和报社200多人刚冲出村去，敌人设在高地上的机枪就扫射过来，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党校校长李辰之及李振云、徐业昌、王军光、阮志刚，胶东区妇救会负责人毕纯都光荣牺牲。林治橞被日本兵逮住，她狠狠地咬住一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刺破了她的腹部，挑出了她的肠子，24岁的林治橞惨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下。

林治橞牺牲后，她的丈夫和两个妹妹也先后参加了革命。丈夫毕务滋1948年牺牲，曾立特等功。

三、天福女英杰

刘福考之妻王淑贞。刘福考，1915年出生于文登界石阎家泊子村，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1936年6月，在一次战斗中，他身中数弹，腰部受伤，肠子都流了出来，昏迷过去，被村民发现背回家。苏醒后，他知道敌人一定会来搜查，就央求父亲：“爹，敌人快来了，我宁死也不当俘虏，你快用绳子勒死我吧！”并且恳求父亲一定要把受伤后藏起来的枪找回来，亲手交给组织。老父亲不忍心动手，只好把儿子背到祖坟地，在树上系条绳子，哭着离开了。父亲走后，刘福考自缢身亡，年仅21岁。敌人搜到刘福考的尸体后，把他的头割下来，拿到汪疃集示众。刘福考的母亲跟着去要，拼死要了回来。回家路过河边时，母亲一边哭，一边捧着儿子的头，用河水为儿子洗了最后一次脸，用干裂的嘴唇最后一次亲吻儿子的脸。刘福考的遗孀王淑贞，105岁的老党员。抗战时期，她装疯卖傻，智送情报；和平年代，她默默奉献，任劳任怨。100岁时还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她说：“俺是共产党员，俺就要听党的话，为群众做事。”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

丛月章之妻，林江之母，隋熙兰，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一位不平凡的革命老人。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里，她以自身的勤劳、坚强，用瘦弱的肩膀，担起了照顾“小家”和“大家”的重担，用不足三寸的小脚，走完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胶东著名的“一一·四”暴动和“天福山起义”，都有她默默地为同志们洗衣烧饭的身影。为革命事业她奉献了丈夫和三个儿女，一门四烈士，人们都亲切地称她是“革命的老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