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正在处理入城后紧急公务的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肉搏战中接连打死5名敌人后被敌砍断左臂、又身中两弹的敢死队员伤势严重，弥留之际呼叫“许司令”。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一天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陪同下，看望前来参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握手寒暄后，许世友对黄赤波说：“黄局长，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黄赤波略微一怔，随即领悟，点头道：“好，我们再指派专人负责寻找。”

许世友笑了笑：“那我许世友就拜托了！”说着，拱了拱手。

原来，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时任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24日凌晨，我军发起第四次进攻，华野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敢死队冲上济南城头。此时，敌敢死队也涌向突破口，双方在城头展开了殊死搏斗。一番血战，我军勇士终将数倍于我的敌敢死队赶下城头，大批部队得以进城，济南全城当日宣告解放。

傍晚时分，正在处理入城后紧急公务的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肉搏战中接连打死5名敌人后被敌砍断左臂、又身中两弹的敢死队员伤势严重，弥留之际呼叫“许司令”。

许世友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握住那个战士的手说：“我是许世友！我以攻城兵团全体官兵的名义向你致敬——你是英雄！”

伤员的眼角淌出了热泪，口中喃喃着。许世友为了听清楚，立刻侧俯身子凑近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对我许世友说！”

那个伤员以最后的一点力气，艰难地说道：“我上海家中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还想往下说时，咽气了！

许世友摘下军帽，向烈士致敬，重重地说：“打下上海后，我去看望你的女儿！”

这位烈士名叫郭由鹏。原是上海一家米行的店员，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练得一身力气，平时徒手一人能击倒三五条大汉。他参军离开上海时，结婚才3个月，后来辗转收到妻子的一封信，说生下一个女儿，不幸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此，郭由鹏心里一直挂念着女儿。

8个月后，我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获悉上海解放的消息，起草为解放上海立下大功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的祝贺电报时，特意嘱咐一句：“叫聂军长（即原‘九纵’参谋长聂凤智）找一找郭由鹏的女儿，我要去看望的。”

不久，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上任后，借前往川沙视察海防的机会去了上海。其间，他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说了郭由鹏烈士的临终遗言和自己的许诺。

扬帆当即记下了郭由鹏的名字，许世友说：“找到后，告诉我一声，我以后来上海时要去探望的。”

扬帆接受委托后，随即下达了寻找郭由鹏女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把这个工作交给了被称为“老上海”的警员钱运石。

钱运石接到任务后，有点作难。上海滩这么大，仅凭一个烈士名字，怎么找？

经过一番考虑，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函去华东军区，要求了解郭由鹏烈士的具体情况，包括籍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和以前在上海的职业等。

意想不到的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回函说，郭由鹏烈士牺牲后，济南前线攻城兵团野战医院的战地救护所根据许世友司令员的命令，立刻去郭由鹏所在排的驻地取回了烈士的遗物，但战地救护所是临时机构，仗一打完，就解散了，目前遗物不知下落。

钱运石又想到了一条途径：上海解放一年多了，各方面还没有郭由鹏消息，按照常规思维，其家属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打听情况。这样，被打听过的部门那里应当有记载。

于是，钱运石一趟趟地跑民政部门，折腾了半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民政局，没有任何收获。

无奈之下，钱运石只好写了一份报告，正要往上递交，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那天晚上，钱运石家里从苏州来了一个亲戚，因为火车晚点，就买了一张当地小报。

这份报纸他带到了上海，被钱运石无意间看到。上面有一组纪念济南解放一周年的文章，其中一篇竟是专门回忆和悼念郭由鹏烈士的！

钱运石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作者是郭由鹏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当年一起从上海前往苏北参军，对郭由鹏在部队的情况很是熟悉，郭由鹏曾对他谈起那个从未见过面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

次日，钱运石即前往苏州，先去了那家报馆，打听到那位作者是无锡的一名干部，随即又去无锡。

钱运石找到了那位姓林的作者，林某说，他和郭由鹏分在同一连队，平时接触较多。

1947年3月，郭由鹏收到妻子从上海托人辗转带去、历时4个月方才送到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郭由鹏多次对他说起：一是妻子在郭由鹏离家后的8个月生一女婴，取小名娟娟，大名按规矩要由父亲起；二是妻子由于生产坐月子，原先的一份工作没有了，现经人介绍进了另一家纱厂做工。但是，郭由鹏的家庭住址和妻子的姓名，林某都不知道。

钱运石向领导作了汇报，扬帆局长说：“那就去榆林区各家纱厂查一查，尽管不清楚姓名，但是有郭由鹏原先从事的职业和女儿患病这两个特点，还是应该查得到的。”

为了迅速寻找，上级又增派了人员。但是查找了个把星期，还是没有线索。

时间一晃到了1957年10月，许世友赴沪参加一个战备会议。抵达当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到饭店看望，许世友重提寻找烈士遗女之事，问道：“扬帆当局长时没有找到，现在你当局长了能否找到？”

黄赤波作为一个老革命，对革命烈士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答说：“请许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找到郭由鹏烈士的女儿！”

许世友点头，充满期待地说：“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黄赤波找到钱运石写的那份《情况汇报》，指令抽调三名警员，组成一个小组，千方百计一定要把这件事圆满完成了。

此时，上海解放已经第8个年头，三人决定另辟蹊径：去宁波查访郭由鹏的亲戚。他们顺利找到了将郭由鹏抚养到13岁又送往上海米行学生意的伯父。

那是一个年届六秩的瘦小老头，郭由鹏在上海的住址，老人已记不清楚，不过他还保存着以前写给他的两封信。翻出来一看，信封上落款：上海榆林区龙江路，门牌号码没有写。不过这对于寻找来说，已经划出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三人小组带着收获返回上海，立刻进行摸查。在户政部门的帮助下，很快查到了郭由鹏的住址。住户秦玉兰，这正是他们从宁波访得的郭由鹏妻子的姓名。

秦玉兰搬往何处去了？只知道她在杨浦区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他们花费了两天工夫，查明秦玉兰在“上海公私合营顺泰服装公司”工作，是一名缝纫工。

次日，找到“顺泰公司”门上时，接待的副经理告诉说，秦玉兰是有丈夫的，还有一个儿子，在上小学。

莫非此秦玉兰并非彼秦玉兰？三人商议，直接跟秦玉兰见面。秦玉兰被请到了经理办公室，情况真相大白——

秦玉兰在郭由鹏离开上海后，生下一女，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把一个单身妇女折腾得很苦。

不到半年，秦玉兰就因为上班迟到被开除，生活一度陷于水深火热的边缘，幸亏经人介绍又当了缝纫工。

1946年，秦玉兰根据郭由鹏托人捎回的口信，知道丈夫在部队的消息后，曾经写过一封信，那就是烈士生前一直挂在口中的那封信。但是，一直等到上海解放，也没有得到郭由鹏的消息，秦玉兰猜测丈夫已经阵亡。1949年8月，她经人介绍与一个小学教师结婚。

打听那个小女孩娟娟，秦玉兰低下了头。

“娟娟究竟怎么个情况，你要对我们说清楚，否则我们没法向领导报告，也对不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啊！”

话音刚落，秦玉兰“哇”的一声哭出来，边哭边说出了一段情由——

给秦玉兰介绍小学教师的媒人，就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介绍她到“顺泰公司”当缝纫工的那个姜姓老太。姜老太跟秦玉兰是同乡，因为没有女儿，就收秦玉兰为干女儿。

上海解放两个月后，因为没有郭由鹏的消息，姜老太就主张秦玉兰改嫁。那位小学教师与秦玉兰同岁，未婚，经济状况不错，就是对拖着一个孩子颇有微词。姜老太就给秦玉兰出了一个“下策”。秦玉兰权衡再三，于1949年7月把娟娟送人了。

三人小组听后面面相觑，急问：“孩子送给谁了？”秦玉兰回答：“我是抱到老城隍庙去的，送给一个烧香的老太。”

“那个老太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当时也没有问，再说，把孩子送给人家是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地址的，否则人家就可能不要了。”

一番商议，他们决定去城隍庙寻访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时隔8年，城隍庙早已物是人非，他们只好遗憾地把整个查访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结束了这项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把报告的副本寄给南京军区，许世友得知这一情况，一时无语，沉思片刻后叹息道：“哎，这个女人！”

许世友始终没有忘记这桩事情。1958年，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又提到了寻找烈士遗孤之事，说：“我还要找找。”

这样，就有了1959年许世友八届七中全会时跟黄赤波的那番对话。

黄赤波被许世友那份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而感动，决定再次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寻找。他重新调阅材料，然后召见原先的那三位警员。

在延安时期就是侦察高手的黄赤波，在调阅前两次寻找娟娟的材料时，经过一番深思，改从娟娟的疾病上去考虑。

黄赤波认为，从秦玉兰对那个收养娟娟的老太太的叙述判断，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富有的老年妇女。而患有心脏病的娟娟，必会定期去医院就医。根据老年人喜欢唠叨的特点，兴许她还会将娟娟的身世对医生说说。因此，不妨可以跑跑医院。

三人小组立刻行动，黄赤波的这个主意非常到位，他们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从广慈医院获得了线索：有一个老太太曾经带一个小女孩定期就诊先天性心脏病。

据一位姓魏的护士长说，那位老太太对她说起过领养情况，只是说“解放那年的夏天，从老城隍庙领来的”，时间、地点与秦玉兰所说的相吻合。

好不容易查到这样一条线索，三人小组哪肯放过。医院没有保留女孩的病历卡，他们只好关照医生：下次她们来看病时，马上通知我们。

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大名“张荫娟”的女孩，就在老太太的带领下来医院就诊了。医生一看大喜，一面给孩子仔细看病，一面让护士给公安局打电话。

他们急匆匆而来，老太太冷不防吓了一激灵。待弄清后，方定下神来，把当初在城隍庙领养娟娟的全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张老太是沪上一个小有名气的资本家的大太太。抗战胜利后，资本家携两个姨太太去了台湾，她独自留在上海。平日常去城隍庙烧香，就在那里领养了小女孩，起名张荫娟。

领养时，张太太并不知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久病情发作，为此，她特地请了一个保姆照料娟娟。

现在，娟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心脏病经常发作，靠服药维持，有时还得住几天医院。

如何确认情况真假呢？因为没有“亲子鉴定”的先进手段，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请老太太去辨认秦玉兰，如果能够准确辨认，那就说明娟娟确是郭由鹏的女儿。次日，三人小组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又去张太太家，把辨认之事对她说了。

当天中午，秦玉兰和同车间的一批女工去食堂吃饭。食堂也就是公司的会场，迎门是一个舞台，舞台旁边有两个对称的小阁楼，其中一个是广播室，广播室对着台下有一扇小窗。这天，谁也没有发现，小窗口里有一架望远镜正对着台下吃饭的女工。

秦玉兰饭还没吃完，张老太已经认出了她，三人小组又从秦玉兰那里拿到了娟娟小时候的照片，相互一对照，非常相像。

这样，娟娟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黄赤波局长亲自调阅了谈话记录，确认无差错后，这才指示向许世友将军通报，和材料一起寄去的还有几张娟娟的生活照片。

许世友获悉这一消息，非常高兴。正好有一位军官去上海出差，他遂给娟娟捎去糖果、饼干各5斤，文具一套；又有一块产自浙江的丝绸衣料送给张老太。

1960年5月，许世友去上海，下榻于延安饭店，当天就让人去把娟娟接到饭店，特地关照也要把张老太接来。轿车把祖孙两人接来时，许世友正与上海警备区一位领导谈话，听说娟娟来了，马上中止，吩咐请客人过来见面。

许世友见到娟娟，非常高兴地抚摸着她的头，问寒问暖。许世友握着张老太的手说：“你做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好事，我感谢你。”

许世友对大家说，郭由鹏牺牲前，我也不认识他，可他是解放军战士，就是我的亲兄弟，娟娟以后就是我的亲女儿，谁敢欺负老太太和娟娟，我许世友绝饶不了他！

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娟娟过马路被自行车撞到，摔了一跤，伤虽不重，但惊吓使孩子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于1960年7月19日去世。

1961年3月，许世友再次到上海，问起娟娟，相关人员报告了这一情况。许世友知道后，沉默了好久，说，早知道会这样，就该把娟娟接到我身边，我对不起郭兄弟啊！

许世友由娟娟想到了张老太，紧接着问：“张老太太情况怎么样？去个人看看她，她收养烈士遗女是做了一桩好事，孩子虽然死了，但这份情义还在嘛！再说，孩子跟她过了10多年了，肯定都有感情，孩子死了，也要对人家安慰安慰！”

许将军的一席话，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