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一辈子追求直白，文章中少有学究气和晦涩难懂之气。

吕叔湘

成天跟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让人觉得“语言无味”。而一代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一辈子追求直白，文章中少有学究气和晦涩难懂之气。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最新出版的《吕叔湘画传》一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照片，展示了他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一生追求。由他最早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量达4000多万册，是学习与研究现代汉语最权威的工具书。它代表了吕叔湘学术成就的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伯江说，生活中的吕老是一个和蔼风趣的老人。张伯江自1986年开始给吕老当学术秘书。一件小事让他难忘：吕老不来语言所的时候，常会托人给他带便条，让他帮忙准备一些书。这些便条有的写在用过的纸张背面，有的将用过的信封上的名字划掉再写字。吕老这么做，不是因为穷困，而是因为他对纸张有一种天然的珍惜之情。

吕叔湘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吕霞说：“我父亲兴趣广泛。别看是语言学家，却天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对于语言学本身，他并不是刻板钻研，而是自己觉得这门学问有意思。此外，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奋。他自己制定了计划，就会按照步骤抓得很紧。尽管父亲的体格不很健壮，但他一生专著很多。”

我国有1000多年的辞书史，但过去辞书解释的对象是古书，解释的语言是文言文。1955年，国务院要求编辑一部以普通话为诠释对象、以普通话来进行注释的现代汉语词典。张伯江说：“吕先生主编这部《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干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现在翻看这本词典，想不出当时有多困难。”

吕老在一次讲话中曾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的谢仁友博士说，作为《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主编，当时吕先生写过一个很长很细的《编写细则》。这份《编写细则》，对于辞书的性质、对象、注音、收词、举例、释义等进行了界定，直接体现了这部辞书的编写思想。可以说，它为《现汉》日后的精雕细琢搭好了框架、奠定了基础。因此有人曾评价，吕叔湘作为一个语法学家，不是以辞书学家而闻名，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辞书学家。

除了辞书，吕先生的很多著作都对普通人产生过影响。1951年，他和朱德熙先生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语法修辞讲话》，以后又出了一个小册子，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读过。

张伯江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85年初，吕老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了他的文章《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共分为“汉语和汉字”、“语言文字的演变”、“语文改革运动”等几方面，洋洋万言。当时他以为是报社向吕老约稿。吕老说，是自己主动给寄去的。他觉得该和青年人谈谈这个问题。“这件事令我很感动。那一年吕老已经80岁了。”

张伯江说：“社会责任感是吕老一生中最闪亮的品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晚年把一半精力用于跟中小学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他是那种既做学问又为大众服务的人。说他是人民的语言学家一点不过。”

和吕老没有直接接触的谢仁友是一路读着吕老的著作成长的。他说，我觉得吕叔湘先生身上体现了那一代人的学术品格。现在很多搞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吕老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关于成语》，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后而进行的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霞对于父亲的为人治学体察入微。她说，父亲去世之前，躺在病床上还在批注《苏轼诗集》，为其中的一些细微之处纠错。他接手搞一个课题或是写一篇小文章，都是从收集资料的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踏踏实实，从不凭记忆引用别人的东西。“我想正是因为他不急于求成，所以写起文章来才水到渠成。想到这些，我经常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