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影响了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1979年春天，颇有远见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时装发布会开到了北京和上海。当金发女郎在T台上撩动长裙，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一位记者如此描述。这场发布会给当时上海市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来衣服不仅仅是挂在衣架上陈列，还可以穿在人身上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示。

1980年11月19日，上海服装公司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20岁的徐萍成了其中的一员。这些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影响了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亲历者说】女工到名模，中国到世界

徐萍（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演员）：被选入时装表演队之前，我在上海远东钮扣厂从事质检工作。和我一起被选进去的，全都是上海服装公司下属80多个工厂的工人。这场选拔是私下进行的，对女性的身高要求也不高，目测165cm以上就可以了。那时候，人们并不习惯用“模特”这个外来词汇，而是说“时装表演队演员”。即使说“时装表演”，我也不大懂，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在橱窗里当模特架子呢。

我们这些形体课上连棉袄也不肯脱、穿上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工厂女工们，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终于在1981年2月9日，在上海友谊会堂进行了首演。

记得当时，我们一位设计师设计了一件露肩的晚礼服，谁也不肯穿，最后落到了我身上。我当时是整个时装表演队里年纪最小的，但也是最开放最活跃的。进时装队之前我就爱自己卷头发，把妈妈买的平底鞋偷偷拿去让修鞋师傅加个高跟。那时，我父母都希望我能参加高考，成为大学生，我却背着他们进了时装表演队。

那件露肩礼服，现在看来太正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我父母得知后跑到后台兴师问罪。父亲说我不应该穿这种坦胸露背的衣服，他说我还年轻，如果踏错了这一步，今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为了化解矛盾，我们队长徐文渊想出一个办法：把一根用作装饰的飘带缠到我的肩上。

这根“飘带”似乎并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演出后，来自观众的非议持续不断：“纯粹是奇装异服加美女嘛”“暴露太多，简直有失体统！”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才刚起步，时装队就遭遇了生存困境，期间甚至还解散过一段时间。还好后来领导顶住压力，保住了我们这支队伍，才有了后来的辉煌。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3年4月，我们去了北京，在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登台，轰动全城。我们的演出一票难求，场外出现了好多“黄牛”。我们在台上演出穿的衣服，就在旁边的柜台销售，结果市民们争相抢购。公司经理赶紧打电话到上海，运了几十车衣服到北京，三天内一售而空。

1984年，根据我们表演队故事改编的电影《黑蜻蜓》上映了，我们在国内的知名度变得更高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走出国门，先后在日本、美国、欧洲的T型台上，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着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