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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占豪:写音乐一定要看向老百姓

    作者|廖阳,周琪
    • 故事人物
      • 何占豪
    • 故事地点
      • 中国
    • 故事年代
      • 现代
    • 故事来源
      • 澎湃新闻
    • 发表时间
      • 2019-09-24

    何占豪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离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不远,逢年过节,总有越剧的戏班子前来搭台唱戏。何占豪的奶奶是个越剧迷,每一次奶奶去听戏,他就给奶奶背凳子,从小也跟着听越剧……

    年轻时的俞丽拿、陈钢、何占豪

    得知自己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时,作曲家何占豪正在给《团结就是力量》写交响伴奏,上海音乐家协会打电话通知,他才知道自己得奖了。

    “很激动,很高兴。现在是网络时代,消息传得很快,我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就来祝贺了。”9月23日奖项公布当天,何占豪接了一天的道贺电话。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让26岁的何占豪蜚声中外,60年过去,86岁的他依然思路清爽,语调幽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何占豪自行总结起得奖原因来,“为什么会得奖?可能是老百姓喜欢。”

    “我们这一代人写音乐,党的教育一再强调,要为人民服务,要接地气,老百姓不夸赞你的作品,得再多奖也没有用。年轻音乐家或许可以从我们的作品里得到一些启示:写音乐一定要看向老百姓,不要一味按照自己的爱好,不顾老百姓能否听得懂。另外,写音乐也要注意社会功能,尽我们的能力为社会增加正能量。”何占豪说。

    何占豪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离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不远,逢年过节,总有越剧的戏班子前来搭台唱戏。何占豪的奶奶是个越剧迷,每一次奶奶去听戏,他就给奶奶背凳子,从小也跟着听越剧。

    年少时的何占豪先是在浙江省文工团工作,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在行。领导看他喜欢音乐,就把他调到浙江省越剧团,何占豪成了二胡伴奏员,给越剧《梁祝》伴奏过不下两百场,基本上都是会背的。

    那时候前苏联艺术家来中国,每一次都要到杭州来,浙江省越剧团招待他们的常常是《梁祝》《西厢记》,这些戏虽然是宝贵遗产,可在音乐上非常单调,很多是同音齐奏,而他们带来的都是色彩更丰富、更饱满的芭蕾舞、交响乐。

    “对比他们,我们感到很惭愧。那时候我们也想改革,民乐里面能不能掺一些西洋乐?他们为什么那么丰富,我们为什么那么单一?领导和老师就问我,你能不能学小提琴,我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学小提琴。”

    何占豪的第一位小提琴老师是上海之江大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他是业余的,只会一点小提琴,后来没法教了,何占豪就到上海找老师了。

    这位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何占豪隔三差五就来。有时候他在杭州演出完已经十一点多了,走路到火车站,快车乘不起,就坐慢车到上海新龙华,五六个小时到站后,天亮了,他再走一个多小时到上海音乐学院。从八九点到十一点,他饿着肚子上完课,再走回新龙华,坐慢车回杭州,到了后戏已经开幕了。一天一夜不睡觉,何占豪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了几年琴。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当时的时代口号是“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他们那一班同学经常下乡演出。

    “我们学的都是贝多芬、巴赫、莫扎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学了怎么为人民服务。拉什么呀?还是莫扎特稍微通俗一点,我们就拉一个试试看。拉完之后我们问,好不好听,他们说好听,我们问懂不懂,他们说不懂,我说你们懂什么呀,他们说我们懂越剧懂沪剧,我们喜欢听越剧听沪剧。”

    有一次,全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可听到后来,人越听越少。有一位老妈妈始终在台前面,越坐越近,何占豪和同学很感动,总算还有听众,演完后问老妈妈,“人家都跑光了,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说,“同志啊,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我要搬回去的。”

    “很伤心啊,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小提琴曲,是他们喜欢的、听懂的。”老妈妈的话一直留在何占豪的耳朵里,后来他常常对人说,是乡下的农民教他写的《梁祝》,特别是一位老妈妈刺激了他。

    何占豪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实现小提琴的“民族化”。1958年8月,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等六人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1959年10月,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鼓励师生创作,为国庆献礼。何占豪所在的实验小组交了三个题材,第一个是《大炼钢铁》,第二个是《女民兵》,都是政治性题材,第三个就是《梁祝》,没想到,当时的上音党委书记孟波毫不犹豫在《梁祝》上划了一个勾。他的理由是,何占豪既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作品可能还有点希望。

    何占豪是管弦系的,作曲业余,学校又在作曲系物色了一位学生协助他一起创作,这位学生就是陈钢,两个学生也不行,还要有老师指导,这位老师就是当时上音最权威的作曲老师丁善德。

    何占豪负责小提琴的旋律,陈钢负责把它落到钢琴上,两人一起商量构思,写一段,老师审一段,就这么一段一段写了下来。

    曲子原本就写到“祝英台跳坟”,第一次试奏,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孟波等人在现场听,听完后以后大家都傻了,不响了,非常难过。

    那时候还没有“化蝶”,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在封建势力下牺牲了,这时候孟波就说,一定要化蝶,化蝶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一笔,写了化蝶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反抗,是爱情的升华,就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西洋爱情悲剧。

    孟波希望何占豪写一个更好更美的主题,何占豪刚要松口气,如今还要写,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来。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五六年前逛杭州大世界,听到过一段笛乐,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沿着音乐找,才知道来自苏昆剧团。五六年过去,他早忘了旋律,他就在全上海的新华书店里去找,终于在四川路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当年听到的素材,把这段昆曲元素加了上去。

    “《梁祝》绝大部分素材来自戏曲,包括主题、三载同窗的小快板,‘楼台会’是越剧的素材,‘哭灵’‘投坟’是戏曲里的紧拉慢唱……”

    何占豪满肚子都是戏曲。他还记得音乐刚出来的时候,同学和他开玩笑,你怎么想出来这么好听的音乐,他举例解释,这一段是越剧的过门,那一段是京剧的过门,还有一些段落吸收了越剧尹派的柔美曲调,“这些是脱口而出的,根本没有挖空心思,严格地讲,这是前世创造的,不是我创造的。”

    1959年5月27日,带有浓厚民族韵味的《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在俞丽拿的手下缓缓流出,成就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创作方式,让《梁祝》蜚声中外,在这之后,何占豪在艺术上的主张,更多是倾向于“民族音乐现代化”。

    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古筝、钢琴协奏曲,他还创作了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这些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却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出自何占豪之手。

    对民族民间音乐,何占豪始终保持着莫大的热情,在教学中,何占豪向学生们强调最多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任何艺术都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要老百姓喜欢,你的音乐必须要很好地继承先辈创造的遗产,同时,要学习国外现代音乐的技术和理论,洋为中用。”

    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许多民歌、许多戏曲都是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作曲家、哪一个学院派教授创造的,“年轻音乐家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一定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用人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才能和人民群众共呼吸。”

    如今的何占豪仍然保持着每年一部大作品、一部小作品的创作频率,作曲、演出、指挥、教学、讲座,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别人问他退休没有,他就回四个字:退而不休,虽然退休了但是依然很忙。

    一边工作一边锻炼更能他感觉到活力的持久,于是,他每天坚持锻炼1-2个小时,在公园里快走、弯腰、压腿、活动关节。

    还有什么心愿是特别想完成的?何占豪说,他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更多地推广出去,今年8月,他刚在澳门举行了“何占豪古筝作品国际大赛”,“音乐作品不能都是纸上谈兵,要传出去,不然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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