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时刻，他相信，“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墙上，对着天空有两道玻璃窗，屋里的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很多时候，方志敏会站在窗前，望着“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
一看到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然后，“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但只能遥遥感受了。这是一间囚室，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由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红十军团，成为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清楚使命的凶险，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11月，长征开始一个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1935年1月，方志敏被俘。
方志敏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法庭上
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字林西报》的记者曾到监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1899年，方志敏在江西上饶出生。一年后，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记录下了一个民族的耻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在苦难和挫折中上下求索。究竟哪一种主义才是拯救国家的良方，究竟哪一个政党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诞生了。至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当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
愤于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根据地一创立，他就为老百姓修了一个公园，里面有游泳池，每年举办运动会。根据地内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
他要“为光明奋斗”。就像囚室开了窗，有人遥看柳叶，向往春天。
同一个囚室中，还有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几人早早准备好了临刑前的口号。即使当时没人知道，为之赴死的那个新的中国到底会不会来。
不过，这个中国应该已在方志敏的心里描绘过无数次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纸笔，方志敏写下一篇长文，不是遗书或对挚爱女儿的交代，而是《可爱的中国》。
在“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时刻，他相信，“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这是一边和死亡打着照面，一边勾勒出来的朗日晴空：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明白自己“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死”：
“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写下这段话时，红军正在抢渡金沙江。
96天后，方志敏牺牲。被押解至刑场时，他在赣江边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我的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方志敏的女儿方梅说。
他牺牲那天，中央红军正在召开沙窝会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第一次使用“长征”一词，并重申北上方针——他们正想尽办法将革命火种延续。
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这支队伍已经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翻越了21座雪山。他们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迹罕至的草地，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他们一路遭遇战斗四百场以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
这群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士兵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革命者，展示了人在死亡来临时坦然无畏的种种可能：会用流畅的英文花体字给妻子写贺年卡的红军军官，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牺牲；过草地时只能以草充饥，为避免毒草，他们专门成立了试吃小组，参加者必须是党员；翻雪山的路上，缺衣少粮，军需处长将棉衣都给了别人，自己被冻死……
他们不知道这座山后还有几座山，不知道漫漫长途何时结束，甚至不知道革命能否成功。“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踏上长征路时已经50岁，他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他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完好地带到了陕北。
很多人心里都“挂”着那枚“章”。被问到为何要长征时，一位老红军说：“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这段总里程远超两万五千里的征途最终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3年后，新中国成立。
大多数红军战士，像方志敏一样，没能见到这个他们为之拼命的“好日子”，没能等到春风拂柳燕归来。他们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探好了路。
后来，方梅常常问自己：1935年的初秋，行刑前的最后几分钟，父亲方志敏站在赣江边想了些什么？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她曾告诉记者：“那几分钟里的思绪，父亲想的肯定是他梦中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