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正能量一直在历史星河中熠熠生辉，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古田会议决议是广大军民干部的学习材料。

古田会议纪念馆一角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召开，120多名红四军代表冒雪与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长期指导着党和军队建设。

古田会议纪念馆有丰富的文物史料，可以完整诠释红四军面对各类棘手问题从困惑、激辩到理解，最终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解开参观者心中一个个历史谜团。

红四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以后，先后打下了长汀、龙岩、上杭等地，革命形势有所好转，队伍也得以扩大，但是兵员的成分复杂，思想也更加复杂，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多种思想在军中弥漫开来。

当时，毛泽东同志较早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加以纠正，但是纠正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长期研究古田会议的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蒋伯英介绍说，召开古田会议的原因是红四军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许多指战员在建军理论、军事指挥、人员调动、党的领导等方面存在分歧。有些来自旧军队的指战员不习惯党的领导，认为当兵就纯粹是为了“吃饭”，对党的领导观念比较淡薄，甚至认为政治部是“卖狗皮膏药”，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而是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四处游击等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

蒋伯英曾经访问萧克、曾志等多名亲历古田会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当时的红四军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个性鲜明，但面对见解分歧都采取开会讨论的形式共同解决，大局意识很强。据统计，在开国将帅中，就有4名元帅、3名大将、9名上将和10名中将参加过古田会议。

此前，红军经历了较长的探索和统一思想的过程，红四军指战员就如何建设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尤其是围绕党如何领导军队这个课题争论得尤为激烈，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落选前委书记而到地方工作，红四军“八大”会议则因为缺乏领导核心无果而终。

敌军“会剿”形势严峻，统一红军思想问题迫在眉睫。陈毅专程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并带回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为了开好古田会议，红四军做了一系列前期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组织了新泉整训，红四军撤到古田后又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错误思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事先对会议决议案进行酝酿、起草和讨论，明确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并且规定必须符合“政治观念没有错误、有斗争历史、工作积极”这三个条件的人才能当选为前委委员。

这下工作思路和方法都对头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了反对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进行了两天就通过相关决议，统一了红四军关于建军主要的核心思想，旗帜鲜明地纠正军队内的八种错误思想。

“共产党人自己纠正错误，树立了自己的初心，明确了打仗的宗旨和意义，开启了时代的新篇。”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洪武子介绍说，当时的会议决议体现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纲领，是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理论源头；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一条基本的原则也是源于古田会议。

“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开始成‘形’，在三湾改编有了‘魂’，到古田会议把政治工作永远注入了军队后，就完整地有形又有‘魂’，人民军队才开始形神兼备。”洪武子介绍说，古田会议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党领导军队的经验教训。

重温这段历史可发现，古田会议的正能量一直在历史星河中熠熠生辉。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古田会议决议是广大军民干部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