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典礼就在这一片黄土中进行。土里却透着“洋”，嘉宾的桌子上摆着当时进入中国不久、市面上难得买到的可口可乐。
1993年8月31日，中国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中国第一座引进外资、设备和技术建设的大型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成功。濮继龙是大亚湾核电站第一任中方厂长，他见证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过程。
濮继龙，1943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我国最早赴美从事核安全分析的访问学者之一。1997年，濮继龙从法方厂长手里接过了大亚湾核电站厂长的职务，成为第一任中方厂长。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风从北京吹来时，濮继龙正在四川大山深处的三线做研究。濮继龙回忆，那时在山沟里比较闭塞。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这在基地引起很大轰动。濮继龙说他们想改革开放后，是否可以到北京出差，更方便看文献。
濮继龙当时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我国11所高校就建立了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1982年，39岁的濮继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从事核安全研究。那时，更没有人会想到日后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
濮继龙介绍，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知道中国要发展核电，就说中国的路还很长远，他们认为传统的研发思路要走到商品化至少需要30年时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广东通过大亚湾核电站的高起点，发展得很快。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当时，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展开，电力供应却拖了后腿，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电力供应能力急需提升，但在人口稠密地区建设核电站，即便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谈判、争论也极其曲折而漫长。而对于核电站如何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力更生，也存在很大分歧。
濮继龙介绍，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很好的核工业体系，两弹有了，核潜艇有了，完全能自己建设核电站，不应引进，应自力更生。他们说先进技术买不来，只有自己研发才行得通。其实，话没有错，但是却把自力更生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立起来了。
除了技术，能不能“开门”引进资金？在许多人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时，广东有意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采取合营方式建设核电站，提出“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方案。
濮继龙说，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认为广东的做法不可行。自己没钱，全部借贷，大家觉得不可接受。大亚湾两台机组当时预算是4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全投入这方面，其他方面怎么办？于是既无法自筹资金，又对引进外资心有疑虑。
一本本可行性研究报告、一次次谈判、一场场讨论，历时将近7年。最终，1985年1月18日，广东核电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项目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合资项目，项目投资总规模40亿美元，4亿美元为股金，36亿美元向欧洲国家贷款。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占股75%，全部由中国银行担保贷款；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5%。当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1号核岛的基坑旁，搭起了一个临时工棚。开工典礼就在这一片黄土中进行。土里却透着“洋”，嘉宾的桌子上摆着当时进入中国不久、市面上难得买到的可口可乐。
濮继龙介绍，当时的财务模式90%是出口信贷，必须要买对方的东西，这是制约条件。另外，还存在配套问题。钟是同步的子母钟，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车间看到时钟是一致的，这也是从法国进口的。而大亚湾的国产化率仅有1%。
从核心设备到电话、时钟、地砖，因进口设备、材料量大，距离大亚湾核电站40公里的深圳沙头角海关特意派工作人员常驻大亚湾办公。法方人员和随行家属生活的专家村里甚至办起了国际小学。
看得见的是进口设备和外国面孔，看不见的是外来管理理念。1991年，濮继龙从北京国家核安全局调到大亚湾核电站担任工程师，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核电站现场时感受到的那份“安静”。没有一面红旗、没有敲锣打鼓、没有人喊口号、没有献礼，大家都按部就班。他表示，这种大工业化管理给其印象太深。有时要赶工，就整天在那里，红旗飘飘、锣鼓喧天、吃饭在现场。法国人看到后很生气，勒令通通撤走。因为在现场吃饭，会引来老鼠，一旦钻到管子里就会把管子堵住，这叫“不明异物”。
在大亚湾核电站有一句话，叫“低头靠勇气，抬头靠实力”。摸清了现代核工业的模样，再加上自己科研基础好，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1997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位中方厂长濮继龙走马上任。
原标题：[见证]濮继龙：大亚湾——中国核电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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