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夫:没手没脚的朱书记总走在大伙儿前头

作者|龚亮,赵秋丽
  • 故事人物
    • 朱彦夫
  • 故事地点
    • 沂源县
  • 故事年代
    • 现代
  • 故事来源
    • 光明日报
  • 发表时间
    • 2014-04-01

1957年春,年仅24岁的朱彦夫当上了村支书。“有点儿‘逼上梁山’的味道。”朱彦夫回忆说,只是没想到,这班岗,一站就站了整整25年。

朱彦夫下地察看墒情

朱彦夫,2014年81岁的退休村支部书记,1950年,年仅18岁的他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手双脚和一只眼睛。这样一位重度残疾的战地英雄,本可以在荣誉军人疗养所安度一生,但朱彦夫毅然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他不但走出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还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乍暖还寒的3月,记者来到地处沂蒙山腹地的张家泉村,追寻这位身残志坚、以带领乡亲致富为己任、不断挑战人生极限的伟大战士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没手没脚的朱书记总走在大伙儿前头

面前的朱彦夫,因患脑梗塞瘫痪在床。他戴着墨镜,白衬衫上每颗纽扣都扣得整整齐齐,床上的军装整齐地摆放着。这是他作为军人的习惯。

虽然已经退休32年,但是朱彦夫现在最关心的事情,还是村里的生产和发展状况。这里倾注了他最多的心血,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

20世纪50年代的张家泉村,笼罩在一片饥饿、贫困之中。山穷水恶、荒僻落后是一个原因,村级领导班子缺乏责任心和战斗力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山穷水尽之际,乡亲们把希望寄托在回乡后一门心思给大伙儿办好事的朱彦夫身上。

1957年春,年仅24岁的朱彦夫当上了村支书。“有点儿‘逼上梁山’的味道。”朱彦夫回忆说,只是没想到,这班岗,一站就站了整整25年。

说干就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朱彦夫总想着在土地上做点儿文章。由于山洪泛滥,洪水渐渐将村子周围冲出三条大沟,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还将仅有的土地分割得七零八落。

“能不能用石头把沟棚(编者注:搭成棚状)起来,让水从下面流,上面垫土成田,与两边农田连成片?”朱彦夫眉飞色舞地把想法说给乡亲们听。

“祖祖辈辈在山沟里刨食,你能整平?”“这沟荒了几辈子,也能治?”有人小声嘟囔。

“事在人为嘛!再说,干这项工程也不是盲目蛮干。”朱彦夫料到了大家的顾虑,他详细说明了具体施工方案和治理后增加的效益。

“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怕啥?”在治沟那阵子,朱彦夫天天都泡在工地上。

“有一天,他实在太累了,摔倒在地上,头和手臂都磕破了,假肢连接处血肉模糊。我赶紧把他背起来,想送他回家。他就用胳膊使劲打我的耳朵,在我背上大吼:‘大家都在干,我能回去吗?’我只好把他放下来。看着他这个模样,大家都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和朱彦夫搭档24年的时任副大队长张茂兴现在说起,还忍不住声音哽咽。

一个冬天下来,终于棚起了一条宽5米、深1米、长1500多米的地下暗渠。荒废的山沟最终变成了40多亩平展的良田,当年就产粮5万多斤。

“棚山沟、治山造林、打深井、拉电线……这么多大工程,说出来都不敢相信是个残疾人带头干出来的。”张茂兴说,提起朱彦夫,村里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

从最初的“好胳膊好腿的都干不好,你能干好吗?”到“这都是朱书记造的福啊!”朱彦夫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和一项项民生工程拉直了张家泉村老百姓心中的问号,成为了乡亲们心中永远的朱书记。

“群众是我的老少爷们儿、我的服务对象”

如今的张家泉村早已是山上松树戴帽,山下林果缠腰。现任村支书刘文合正琢磨村里的产业结构调整,想引进水果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发展村里经济。

“每年年底我是必去朱书记家汇报全年工作,平时去县城也都会去看望他。”刘文合说,每次去朱彦夫家,都会拿回一张纸条,这是老书记的习惯。原来,朱彦夫平时在家看电视或看书报时,看到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用得着的,或者对村里提的建议,都会写下来交给村里。

“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还有生命,就能有作为。”朱彦夫从来都不服输,不向困难低头。

3月18日,在朱彦夫家中,有记者问:“群众在您心中是什么位置?”

“群众是我的老少爷们儿、我的服务对象。”81岁的朱彦夫几乎是脱口而出。

曾经有人问朱彦夫:“除了苦难,你有幸福吗?”

朱彦夫很肯定地回答了对方。他说:“起初,自己能走上几步而不至于摔倒,就感觉幸福得心花怒放。在支书的岗位上,每当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幸福的感觉竟是那样不可名状。”他还说,人活着,就得奋斗,奋斗着,就是幸福,奋斗不止,幸福不断。

不屈的斗士

“父亲最喜欢谈的话题,是1950年冬天,二五〇高地那场恶战。但每次说到牺牲的战友、指导员、连长,父亲的眼眶都红了。”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说。

朱彦夫是二五〇高地那场战斗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昏迷了93天,好不容易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却发现自己没有了双手双脚,还没有了一只眼睛。“这样的命我不要!没手没脚,活着又有什么用……”朱彦夫也曾绝望过,想过放弃。

1952年清明节,一场跟学生们分享自己战斗经历的报告会,彻底改变了朱彦夫。现场热烈的掌声和呼喊声,让他明白,一个战士,一个重残人,仍然还有巨大价值。“这么多人理解我们的壮举,并把深深的爱和尊敬给予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为了锻炼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为了那一方养育自己的水土,朱彦夫回到了家乡——山东淄博沂源县张家泉村。

重拾自理能力的艰难超出他的想象。为了全身心投入锻炼,朱彦夫躲开众人,藏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独自练习。首先必须突破吃饭难关:餐具搬运,困难重重,吃碗里的饭,难度更大。每“吃完”一顿饭,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装卸假肢又是一只“拦路虎”。他用嘴咬臂抱的方式,从生到熟,单缠衬布这一道工序就折腾了几百遍。终于,他站起来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关键在于毅力和恒心!”

重新获得生活自理能力的朱彦夫,早已不满足于这些:“一个大活人,学会了吃喝拉撒,有什么可以炫耀和骄傲的!我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用重残之躯撑起一个村庄

时隔60多年,走进张家泉村,到处都是朱彦夫当年留下的痕迹。龙王庙大口井、“赶牛沟”防洪洞、夜校旧址、壮观的梯田……25年的村支书生涯,朱彦夫拖着17斤重的假肢,走遍全村的山山水水,为老百姓的生活东奔西走,一个重残军人带头撑起了整个村庄。

在张家泉村人心中,朱彦夫是最关心群众疾苦的好书记。村民张太元说,全村父老乡亲几乎都受过朱彦夫的资助,他每个月36元的伤残抚恤金成了全村人的“小金库”。

朱彦夫工作起来很较真儿。为了摸清村干部工作汇报是否属实,又要避免乡亲们的左扶右搀,他决定晚上出去勘察。村里南山脚下那条沟,足有五六米宽,沟里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条“堑壕”让朱彦夫吃尽了苦头。上山容易下山难,朱彦夫干脆顺着山坡滚下来,结果全身是伤。妻子陈希荣心疼得不得了,可朱彦夫像是有了一个新发明,兴奋不已:“原来滚坡速度这么快!”

朱彦夫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朱彦夫的日记中,有一篇大队党支部“洗澡”记,“洗”出了100条问题,最多的人达到51条,朱彦夫本人也有4条。“残疾也容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滋长居功骄傲情绪,如果不严防戒备,也会变成坏事。”朱彦夫要求自己时刻用毛泽东思想去化验、衡量和透视思想上的“敌人”,从而抓住要害,消灭它。

朱彦夫公私分明,从不贪一分便宜。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回忆,有一次,正在地里干活的大婶掰给她四个青玉米,玉米还没煮熟,朱彦夫拄着拐杖进了家门。“谁给的玉米?集体的东西为啥给咱?”朱彦夫的语气很严肃,“我家有特等残疾,但不允许出特等公民。如果我家出了特等公民,我哪里还有脸管别人?”最后,硬是从锅里捞出四个湿漉漉的玉米,还给了公家。

残臂写出53万字自传体小说

写作,源于指导员临终前的一句嘱托:“只要你能活着回去,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英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今人后代……”

“这件事一直装在我心里。”1996年,朱彦夫第一本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问世。7年,33万字,朱彦夫用汗水、用泪水、用赤心、用生命写出了这本时代巨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对于一位从未进过学堂、没有手脚的人来说,写作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代价!见过他写字的人都认为,那不是在书写,而像是用其全部身心在拼命捕捉、揉搓一只跃跃欲飞的蝉虫。有时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他会搬来字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1999年,朱彦夫出版了第二部2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疾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朱彦夫说。

朱彦夫还是名副其实的“报告大王”。自1952年第一场报告起,他作的报告场数达1000余场。他只想做一粒火种,重新点燃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暗淡下来的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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