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十分认真，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这是任继愈辞世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写的挽联，也是对他的学术造诣和一生为人处世的生动概括。

任先生生前为人十分低调，从不以大家自居，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笔者有幸在任先生晚年与他有过几次交往，印象最深的是，任先生开朗健谈，幽默机敏，言语质朴，却不乏智慧的锋芒。

任老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但第一位的是要爱国。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任先生耄耋之年还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他仍然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他如同一部厚重的书，书里有很多故事。他走了，故事却留了下来。

一次“小长征”奠定未来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走偏了这条道。”

在上北平大学附属中学时，任继愈遇到了几位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命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 1400多里路，被称为“小长征”。

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跟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为此，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大批知识精英。“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任继愈说，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评价他“凤毛麟角”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到工作当中。1956年，他成为一名北大教授。

任继愈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9年10月13日，任继愈与毛泽东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当面交流。毛泽东见到任继愈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毛泽东得知北大哲学系500多人里没几个研究宗教时，盛赞任继愈“凤毛麟角”。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经过几番波折后，任继愈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由于光线太暗，加上劳动过度，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文革”后，他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

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还写成了多部学术著作，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任继愈的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任继愈一辈子研究哲学。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被公认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1987年，任继愈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人阅读。早在1982年，他就在古迹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

任继愈还担任字数达7亿至8亿的《中华大典》的编辑委员会主任。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十分认真，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包括《赵城金藏》，此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常感叹事业后继乏人。“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4月14日，任继愈经再三要求，终于从国图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前夕。退休后，他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视力已很差，但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仍爱看足球比赛。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著作，以及西方浪漫诗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老人曾这样在笔者的签名本上留言。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今，这位学术巨擘走了，但他留下了令人感怀久远的为学精神，留下了旗帜般的感召力。（摘编自《先生们》，现代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