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点一滴的坚持。”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奋勇前行。

一门三公尽忠烈，特立独行有几人？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06分，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创会会长、被誉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民间环保领袖”的梁从诫先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驾鹤西归，双目未瞑。

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我认识梁先生，是在1999年年初自然之友新春联谊会上。没有冠冕堂皇的条幅，没有利益纽带的牵连，一群热爱草原、喜欢河流的男女老幼聚集一堂，说着、笑着、唱着、跳着……身处其中，我的灵魂深受触动：想不到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纯洁的人！

朋友告诉我，旁边那位面带微笑的长者，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先生。

后来，我对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梁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新会。他的祖父是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著名建筑师。后来，他因为考清华建筑系差了几分（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就是梁思成），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除“文革”期间近十年下放江西劳动，梁先生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从1989年开始，他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先生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即自然之友），走上了“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漫漫征途。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事实证明，季先生所言非虚：在自然之友十多年的催生、感召下，北京绿家园、地球村、天下溪……民间环保组织风生水起，数以万计；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免于刀斧；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建圆明园遗址的倡议被束之高阁；公众的环保知情权、监督权有了法律保障；环保公益诉讼开始破冰……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梁先生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五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如果我能在你们五个人心中种下五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点一滴的坚持。”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奋勇前行。

20世纪90年代，由于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是欧洲市场的奢侈品，大量藏羚羊被盗猎分子射杀，数量从几十万只锐减到7万余只。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织“野牦牛队”，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壮烈牺牲。环保志愿者杨欣写出《长江魂》一书，将书抵押给企业，为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筹集资金。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到北京来，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那个炎热的夏天，梁先生带领杨欣等挥汗如雨，马不停蹄地在各大高校演讲，卖书筹款。

1999年2月，梁先生又上书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

同年5月，67岁的梁先生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梁先生对此只字未提。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名片。其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如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罩在椅子上的布套，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后带去的；就连梁先生坐的沙发，都是捡来的破烂。

梁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

我曾跟梁先生出过两次差。吃饭时，看到他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双筷子、一把勺子，我既感意外，又觉惭愧。2008年春节前，我和自然之友代理总干事刘勇等，拿着自己准备的饭菜，到梁先生家提前过年聚餐。两室一厅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了，屋里的家具看不到一件新的。我们吃的最贵的一个菜，是他家保姆做的萝卜炖排骨，梁先生自己，则只吃一碗面条。

梁先生的夫人方晶，讲过这样一件趣事。2000年8月，梁先生要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大家都劝他说，那么正式的场合，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夫人陪他去国贸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大家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那双鞋还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大家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说：“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对这样的“苦行僧”生活，梁先生很满足。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2009年梁从诫在北京家中。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各路经济巨头，梁先生直言不讳：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许多场合，梁先生就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为此招来不少“出风头”“冒傻气”之类的风凉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先生坦陈心曲：“从祖父梁启超到父亲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力量，为这个社会、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先生曾经写道：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摘编自《先生们》，现代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