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的顶峰，也是世界古代史的顶峰。经历了风雨与挫折的帝王，往往能够在其统治时励精图治，唐玄宗统治前期亦如是。这三句诗分别为我们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国力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大唐，是中国古代的顶峰，而大唐的顶峰，当属唐玄宗在位前期的“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三句诗分别为我们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国力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可以说，“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的顶峰，也是世界古代史的顶峰。除了中华民族，没有一个民族能在8世纪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归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属性——勤劳与智慧，另一方面，与唐王朝的施政得当有很大关系。

开阔宏图的初心

唐王朝兴盛的源头应追溯到太宗一朝。唐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吸取了历朝历代特别是隋朝治乱兴衰的教训。太宗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经济迅速恢复。太宗崩，高宗即位，至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武则天死后，政权曾有过短暂的波折，但李隆基果敢刚毅，先后平定了叛乱，稳定了政局。公元712年，李隆基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开启了他毁誉参半的皇帝生涯。

经历了风雨与挫折的帝王，往往能够在其统治时励精图治，唐玄宗统治前期亦如是。他以敏锐的眼光为国招贤纳士，一时间，人才云集，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人先后任宰相。姚崇曾向李隆基提出了“十事要说”，主要内容包括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限制皇族专权、杜绝宦官专权等，玄宗一一应允。面对严重的蝗灾，玄宗应对得法，使唐朝渡过了难关。在政治上，玄宗改革宰相机构，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对吏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提高了各级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例如：精简机构，解决冗官冗费的问题；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下级官吏加强选拔和管理，并亲自考察县令；恢复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使朝廷兼听则明。

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励精图治，使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繁荣。与太宗朝的“贞观之治”相比，玄宗朝的“开元盛世”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对外影响力等方面都有过之无不及。经济方面，“贞观之治”时百姓已解决了温饱，但商品经济不很繁荣，而“开元盛世”之时，商品经济活跃，长安有市有坊，全世界的商旅在此云集。“开元盛世”的中华，开阔、宏图、多彩，其影响力远播至世界。

志得意满的私心

一个好的开始，并不代表有一个好的发展过程，更不代表有一个好的结局。随着玄宗皇帝登基日久，其励精图治的初心被一点点消磨了。社会承平日久，玄宗渐渐地懈怠了起来。张说、张九龄等贤臣渐渐离开了他的视线。李林甫等奸臣，凭借溜须拍马的手段，赢得了玄宗的青睐，这样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佞臣，把持朝政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大唐从鼎盛急转而下走向衰败的二十年。这二十年，玄宗的脑中充斥的不再是官吏是否称职、百姓的灾情与疾苦，不再是边疆的安宁与和平、军队是否有强大的战斗力，不再是节俭度日、节省国家不必要的开支。取而代之的是，玄宗对朝政的怠慢、对群臣的猜测，以及对美人的溺爱。而最后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先是对武惠妃的溺爱，将三个亲生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随后加以杀害。在武惠妃死后，贪图自己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的美貌，强纳其为妃，并于公元645年封其为贵妃。如此行径，已无人伦，如何能安于国政。

此时的玄宗，满是自己享乐的私心。他大兴土木，扩建“华清池”。清朝人钱维乔在《华清宫》中写道：“华清之宫骊山足，玉殿千重相连属。”可见扩建后华清池的雄伟与气派。而这正是为了自己享乐而建，与社稷、百姓而言只有弊端而无一点可取之处。但玄宗一意孤行，享乐的私心填满了他所有的意志。

自从有了杨贵妃，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大政方针，失去了一个卓越政治家的眼光，尤其是对边境事务，他长期不闻不问，满以为天下太平，对包藏祸心之人不加提防，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古语有云：“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常困于所溺。”玄宗励精图治时期的那些远大目标，以及志勇双全的形象，也一去不复返了。

后人总结了中国古代亡国的六大征兆：女宠、阉竖、外戚、强藩、悍夷、朋党。不幸的是，玄宗统治后期这六大征兆都出现了，而且异常突出。女宠和外戚前面已经论及。阉竖虽不致命，但从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故事中也可窥见一二。强藩方面，玄宗时期，均田制瓦解，府兵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募兵制，为藩镇割据提供了条件。玄宗朝亦有朋党之祸，李林甫、杨国忠的党争，使朝堂乌烟瘴气，一时间，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悍夷，发动了安史之乱。

一败涂地的结局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该来的终归会来。安史之乱，打破了玄宗的迷梦，让全世界古代的巅峰时代戛然而止。马嵬坡下，贵妃惨死，皇帝溺爱的一切被剥夺。肃宗继位，将皇权也拿走，仅剩下“太上皇”的礼遇。玄宗终于饱尝了家破人亡的悲痛。此时，他满鬓斑白，只有一颗垂垂等死之心。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七年，玄宗与世长辞，他并没有看到安史之乱被完全平定的那一天。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已虚弱不堪，地方割据问题严重，俨然尾大不掉，北方少数民族日益强大，时刻威胁着中原。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唐又续命了一百多年，最终于907年被后梁所灭。

盛衰岂因天数

玄宗经历了大唐从极盛以至转衰的全过程。有人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天数所致，是这个偶然的事件让中国古代由盛转衰，怪不得玄宗，也怪不得他人。但仔细分析唐朝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其说唐王朝被安史之乱搞得元气大伤，倒不如说是祸起萧墙。玄宗及其士大夫阶级，这些国家发展的领路人，在开元年间能够开拓宏图，凭借的就是励精图治的志向。当成绩取得之后，便志得意满，私心膨胀，于忽微中积累祸患，于溺爱中消磨斗志，忘记了列祖列宗的教诲，忘记了初心，最终导致败亡。对此，玄宗及其士大夫阶级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