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海，1927年生，今年95岁。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教育学家。他倾四十年之积累，撰写52万字的《教育学原理》一书，堪称教育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扛鼎之作”。自上世纪50年代到西北任教以来，他献身人民教育七十载，被誉为西北教育的“胡杨”。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我这辈子也就是把自己所想过的东西都写出来了。”胡德海说。
人一辈子能做几件事？胡德海想了想自己这95个春秋，缓缓地抬起手，坚定地伸出了一根指头——教育。
胡德海对这个答案是如此确信，以至于80岁还在讲台上，90岁还在教学生。
高闰青，便是胡德海耄耋之年指导的博士生。“在胡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论坛。”高闰青回忆说，“他一位90岁的老人在那听讲、做笔记，那种安静，那种投入，在很多我们同龄的读书人身上都很难得看到。”
少年时即向往教师职业
1927年，胡德海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很小的时候，当老师就是他人生的最重要选项。
及至学龄，讲台上，老师们一袭长衫的书生气息，让少年的胡德海向往不已。“他们一辈子做学问，能够和学问打交道、和书本打交道，我从此下定决心，在中学，或者某个大学里面去教书。”
少年胡德海
中学毕业那年，浙江刚刚解放。胡德海的志愿填报里，只有一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49年9月，这个江南少年，如愿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
探寻中国自己的教育学
面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胡德海的心直往下掉：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崭新的国民教育。
“当时全国的文盲率是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学生也很少。全国大学生，算上在校的才13万人。”胡德海说。
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振兴国家。
当时的教育学概论，主要是德国的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和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老师常常结合国情举很多例子。旁人听了热闹，胡德海却在找其中的门道。
“老师给我们讲课，第一是讲中国的扫盲问题，其次是中国的小学教育问题。这些问题每个星期讲两个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每次听起来的感觉是很兴奋的。但是仔细一想，它只是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不成体系。”胡德海说。
教育学的课程不多，胡德海便常去外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蹭课”。
知识越多，越发觉得懂得少。他又瞄上了学校的图书馆。每天早去晚归，一条板凳，从清晨坐到昏黑，胡德海系统研究了当时教育学领域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学术著作，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大学生活，分配到西北师范学院，开坛讲授教育学课程。4年的实际教学，让胡德海抱定了一个决心，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以取代那个与实际脱节的舶来品。
雄心初生，不料风潮乍起。1957年，胡德海被迫离开讲台，在学校办公室和资料室打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自己认真地看看书。看来看去，许许多多的外文杂志，我都能看得懂。”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五年。再次站上讲台时，胡德海成了西北师范大学附中的英语兼语文教师。直至1980年，西北师范学院恢复教育系，胡德海才得以重拾本业，为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开设“比较教育”课程。
教育的青春终于来临，这一年，胡德海53岁。
沉淀廿载才捧出
重新站上讲台的胡德海，为久违的学生们准备第一学期的课，叫做《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的体系问题》。沉淀了二十多年的思考，一经涌起，便醇厚如醴。
胡德海讲授《教育学原理》时说：“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相对应的。什么叫自然生活？比如，山上的老虎、狮子过的生活是自然生活。自然生活比社会生活少了什么呢？文化。我们的教育，就是传递人类文化成果的。”
胡德海（中）与学生合影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永祥至今还记得，讲台上，80多岁的胡德海从不坐着，一节课下来，黑板上总是写满整整齐齐的板书。
“别的老师讲教育学，基本局限在学校教育的范畴，但是胡先生会给我们讲教育的发展、演变。从人类整体的文化，以及从教育最初的发生起源、发展，一直到未来的发展演变趋势，这种历史的跨度非常大。”张永祥说。
学生们也希望这份讲稿能变成文字，以便仔细研读，因为其中的内容，从未听闻。“一边讲，一边积累资料，一边写文章。我想把这些归纳起来，变成一本书，表明我对教育学原理、整个教育学体系的看法。”胡德海说。
胡德海与其弟子在教学中合影
即便是厚积薄发，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异常艰难。
胡德海说：“经常自己问自己，这个理论观点站不站得住脚。感觉自己还说服不了自己，放下了几个月之后又写，写了之后又放下了。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有的时候一两年都解决不了问题。”
1998年，55万字的《教育学原理》正式出版，先后荣获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并被指定为高等院校的教育学基础教材。
86岁时，胡德海将《教育学原理》进行第三次修订再版。此时，距他当年毕业时发下宏愿，已经过了一个甲子。“这是我当学生、当老师开始的想法，也是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的想法，现在系统地、完整地把它写出来了，一辈子也感觉满足了。”
张永祥至今珍藏着老师为他批改过的论文，上面除了密密麻麻的批改之外，还有时不时冒出头的小纸条。“包括用词、标点、他不认同的观点，都会用红线标注或者画出来，或者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观点。页面如果写不下，他就会用各种长短的小纸条标记，基本上都是发黄的纸条，五六十年代曾经用过的纸，裁成一条一条，粘在论文的页边上。”
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情
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写了一辈子书。这是胡德海对自己95个春秋的概括。
高闰青当年拜投先生门下时，开学报到、毕业辞行，都与书有关。他清楚记得第一次报到的场景。“去先生家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的全是书，一部分是教育学，大部分都是文化、哲学这类。我毕业的时候，先生送了我四五箱书，对我说，‘闰青啊，今后不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不要忘了读书’。”
胡德海每天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
2018年的毕业晚会上，91岁的胡德海上台，为学生们送上离校前的嘱托。他送给全体毕业同学们16个字——自爱、自尊、自立、自强；爱人、尊人、立人、强人。他说：“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根本，也是做教师的根本。”
那天，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些年与老师交往的一些片段，无比清晰地在张永祥的脑海里闪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胡先生会给你一个标杆。在他看来，一个做老师的人，首先要自己先立起来，再引领你的学生也立起来，然后通达起来。他认为这是教师本质的价值和作用。”
《什么是教育学》，这是胡德海最新正在写作的一本书的名字。其中，有他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全部感悟。
“因为我的《教育学原理》基础就是文化学，我如果不把基础告诉学生，这个秘密就还没有揭开，所以我要把我的哲学原理和我认识的整个人类社会都讲清楚。不求稿费，也不求名誉，真正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情。”胡德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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