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纸片、一组数据，他凭着一股倔劲苦心钻研，使我国成为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为我军航母、导弹、潜艇等大国重器安上了自主导航的“中国芯”。
埋头在一间小小的科研室里，历经40多年艰辛跋涉，他将人生座标像激光陀螺那样精准锁定，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却甘于做隐姓埋名之人。
他叫高伯龙，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国家需要之时，这位从广西走出去的科学家，选择把小我融入大我，将自己的人生锚定在战场。功成名就之时，他仍默默坚守、不懈攀登，用毕生的精力去追寻科学之光、强军之光。
潜心磨砺，为国为民铸造“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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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两张写着一串数据的“小纸片”送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知道，这两张纸片来自钱学森，上面写着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是衡量一个国家光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能让导弹、飞机、舰船、陆用战车等武器拥有“火眼金睛”，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器”。
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导航技术革命。我国由于在国际上遭受技术封锁，研发进展并不顺利，核心技术迟迟未能取得突破。上世纪70年代，全国十几家研发单位最终被迫放弃。
也正是这时，1975年，高伯龙迎来了人生转折点——离开讲台，分派到学校的304激光研究室，研究方向恰是激光陀螺。
那一年，高伯龙47岁。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4年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师的高伯龙，在此之前兴趣一直都在理论物理领域。放弃挚爱的特长，对于这位曾经被同窗杨士莪和何祚庥称作“天才”的物理系高材生来说是最为痛苦而艰难的。
祖籍广西岑溪，在南宁出生的高伯龙，从小受到父亲熏陶，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经历坎坷求学之路，更让他坚定了科学救国、科技强国的信念。所以，当看到激光陀螺领域举步维艰时，他感受到了自己内心迸发出的爱国之光。
重任还是落到了高伯龙肩上。学校迅速成立课题组，开始了激光陀螺研制。如何破解激光陀螺的“密码”？“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去创新。”凭借着极其深厚的数理功底，高伯龙反推出激光陀螺的若干关键理论认识和结论，提出了我国独有、完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借鉴的四频差动陀螺研制方案。
激光陀螺研制不仅集成了光、机、电、算等众多高技术，更涉及超高精度抛光、极低损耗镀膜等尖端工艺，这项研究简直比登天还难。没有实验室和设备，高伯龙就在临时改造的废旧食堂里，用废旧仪器上拆下的零件做加工；听说大理石膨胀率低，年过半百的高伯龙推着板车就去了建筑工地，一车车的大理石废料成了他“淬火”的材料。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在研制过程中，美国3家公司的这一项目纷纷下马。面对质疑和压力，倔强的高伯龙选择相信自己的理论和运算，坚持原先技术方案。
1993年，团队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要攻破激光陀螺研究中最难的“命根”——极高反射率和极高透过率的光学薄膜。国防科技大学实验师李晓红还记得，为了能够节省时间，高伯龙每天天还没亮就来到那间小小的实验室，直到凌晨才离开。那一年，高伯龙瘦了近15公斤。
最终，中国第一台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在1994年诞生！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初心不改，威武之师添“火眼金睛”
苍茫海天，白浪如练，舰队破浪驶来……这是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中最为壮观的一幕。
只有海军官兵们才清楚，在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中，离不开一个仅手掌大小的尖端仪器——激光陀螺。
“搞科研，我是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激光陀螺研制成功之时，高伯龙早已到退休的年纪，明明可以功成身退的他，又盯上了激光陀螺科研的新高地——新型激光陀螺。
外国技术被严格封锁，国内资料有限，高伯龙所见到的只有一张图片。70多岁的高伯龙带领学生继续从零开始，并在研究该型陀螺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前沿、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
彼时，高伯龙给博士生袁保伦布置的课题就是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这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对高伯龙的方案持否定态度。对此，高伯龙的回应是：相信自己，埋头苦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认。
在高伯龙的鼓励指导下，袁保伦终于成功地解决所有问题，达到当时国内前沿水平。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如今，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已成为国内主流。
如何打造“独门绝技”，让激光陀螺这个方寸大小的“玻璃品”走向战场，成为真正的“武器之眼”？
某部筹建数字化炮兵营时，提出了将激光陀螺应用到某型火炮上的设想。为此，高伯龙亲自带领团队进行研发，让中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平面结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运用到武器装备上的国家。
我国某型卫星，长期受到微振动测量不够精确、图片成像不够清晰等问题困扰。为此，航天某部来到国防科大请求支援。
“高院士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会出山吗？”
凭着热爱，高伯龙二话没说，爽快地接下了任务。从那时起，高伯龙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这位倔强的“老头儿”，硬是凭借深厚的功底，在短短几天内独自设计出专门用来核算相关参数的程序。
“高院士，我们的陀螺上天了！”当在病床上的高伯龙从杨开勇教授等学生口中得知卫星首次搭载激光陀螺发射成功时，如孩童般咧嘴笑了。
生命之光，指引后人继续前行
穿着破旧的背心，一位耄耋老人坐在电脑前，把一个个数字敲进自己编写的程序里进行数据验证……
2014年，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团队登上央视新闻节目。直至此时，我国一代代“陀螺人”兢兢业业、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才为人所熟知，“背心院士”之名也不胫而走。
对于高伯龙的学生们来说，这样的画面是导师每年夏天的工作常态。
因为从事的工作密级较高，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高伯龙只报过5次奖，带过14名学生。他和团队几乎都是埋头默默攻关，很少出现在媒体大众的视野，更谈不上名利。
然而高伯龙的专著——《环形激光讲义》，成为了我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1997年，高伯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
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伯龙衡量评价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一定要满足武器型号需求！这是高院士带着我们技术攻关时，反复叮嘱的一句话。”如今已担任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所所长的罗晖，一直谨记导师的教诲。
高伯龙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执着，他的淡泊名利，也通过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弟子们。如今，高伯龙的学生，有的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有的已成为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研制领域新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技术骨干。
生命中的最后3年，高伯龙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一束灯光、一位老人，捧着一叠满是复杂计算的文件，逐字逐句审阅……是护士们最常看到的情景。有时候，他会跟家人回忆在广西读书的时光，让学生帮他收集故乡发展的消息，却遗憾停不下来，没能再回去看看。
有一次，学校一位副教授问高伯龙：“为什么不歇一歇啊？”他回答：“搞了半辈子理论教学研究，迎来为国家解决急需核心关键技术的机会，又如何能不拼命呢！”
长沙南郊的阳明山，是人们最后和高伯龙告别的地方。2017年的12月6日，这位老人的生命定格在89岁。
高伯龙的生命之光，至纯至强，闪耀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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