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将相隔200公里的两个男孩命运相连
岳铂雄是小红书上拥有9.5万粉丝的创作者“阿岳是我”，朋友们都叫他“阿岳”。他毕业于衡水中学，就读于浙江大学，是小红书上分享学习经验的众多名校生之一，关于衡水中学的错题本范例获得过1.3万点赞。而他最用心的笔记，和学习无关，讲述自己在贵州湄潭支教的经历。
阿浪（化名）生长在湄潭山区，他永远考第一，也是当地高中建校60年来第一个在高考中考上600分的理科生。2018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阿岳时，阿浪正面临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要不要去衡水二中交换学习。
阿浪抛给阿岳一个“宏大、甚至有点刺痛的”问题：环境会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吗？
这个问题的厚度超过了当时两个人的想象。青春在这个夏天交汇又分叉，两个少年找寻着自己的答案。
远方
湄潭是贵州遵义下辖的县城，江水流经此处时“有湄水桥之水颠倒流合，汇为深渊，弯环如眉”，故名湄潭。直到2018年，湄潭才刚摘下贫困县的帽子。
阿浪在这里长大。他戴一副黑框眼镜，专注做题时会把笔抵到额头中央。他的中考成绩超过遵义最好的中学一百多分，但那所学校无法减免学杂费。本地的湄江中学能减免所有费用，每学期还会补助一两千块钱，他因此留了下来。
父母外出打工，他和妹妹相依为命。家藏在半山腰，小路蜿蜒的尽头。山中入夜早，月亮又近又冷，而四野莽莽，一片漆黑。走在山间，小男孩总在幻想外面的世界，但他只能接触“零星“信息。没钱坐车，他和叔叔会走上三四个小时赶集。集市很小，但赶集仍是他最向往的节日。
长大了，他反复阅读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中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深刻，女主角向外太空发射信号，而后收到了回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对阿浪来说，“外面的世界就像是这些信号，充满了未知；而现实中的我，做不到不要回答。”
“岳老师“来自外面的世界。
阿岳2014年进入浙江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读书，也是学校话剧社的成员。他在小红书主要分享自己的学习、穿搭、求职经验和读书感想。他也在这里展示丰富的兴趣爱好：摄影、旅行，逛博物馆。
然而，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好像还不够。他不喜欢一些年轻人“佛系”的崇尚：努力要有优雅的姿态，要毫不费力。“把欲望写在脸上只会受到耻笑“，而试图实现跃迁则可能被打上”凤凰男”的标签。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举校西迁，曾在湄潭办校八年。心怀理想主义的少年们在山间读书，度过了一段电影《无问西东》式的岁月。建国后，浙大研究生支教团成为了学校的传统。2018年7月，阿岳报名第20届支教团，来到湄江中学做初中数学老师。
阿岳出生于河北唐山县城，此前没去过贫困地区。他对“贫困“的印象停留在《感动中国》节目。
这所当地的普通中学让他惊讶，“没有漏雨的教室，也没有掉土掉灰的墙体，校园建设基本完备，每个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一些基础设施感觉比自己上学时还要好”。
但另一方面，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会在上课时忽然满教室跑；初中生用上了智能手机，却不知道该如何辨别互联网信息。成绩优异的孩子通常会在高中择校时流向遵义市区。留下来的很多都是在混日子，抱着“拿个毕业证就得了”的心态。
到达没多久，阿岳受邀给高三的三个尖子班做动员演讲。很多学生坐了一会儿就靠到了椅子上，阿岳注意到，有个坐在第一排的男生坐得笔直，眼睛全程盯着他看。演讲后的自由提问环节，他站出来提问，语速飞快，像是在追赶着什么，“让你觉得他有不甘心的状态”。
之后，这个男生又单独来到阿岳的办公室，问，岳老师，你觉得环境是否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问题
那是两个少年第一次相遇。
他们是太不一样的两个人。阿岳活泼，“有梗”，穿搭很有自己的风格，一双眼睛在玩笑间捕捉着对方的细微表情，灵敏地调整着话风。阿浪黝黑，脊梁笔直，总是穿校服或运动服，被阿岳调笑“爱讲场面话”——后来阿岳才知道，这是山里男孩表达的一种方式，总想尽力展现出最积极的那一面。
阿浪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高二下学期，他得知衡水二中有跨校就读的名额，他可以去读高三，再返回贵州高考，全部费用由学校承担。他很心动，也很犹豫：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会否像《三体》里那样，外面的世界其实是危险的？我会不会反而退步？
在湄江中学，他是遥遥领先的年级第一，课上老师教授的是他很早就学会的基础内容。重点和难点他总得靠资料书和网课自学，可自己推敲又经常会不自觉拐进误区。
那次动员演讲，阿岳讲了自己在衡水的生活——苦是有的，但苦之外也有课间的玩乐、食堂的美食、校领导的趣闻。阿浪坐在台下，想，原来“在我们普通的学校里面有趣的事情，在衡水也会有”。
“环境是否能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这个问题，在阿浪心中纠缠很久了。这一刻，这个问题对他有着更现实的意义——究竟要不要去衡水。
他去问阿岳，因为“岳老师是衡中毕业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深刻一点”。
此刻的阿岳，第一反应是：会决定。
在湄潭，阿岳去贫困学生家做家访，见到了单亲家庭，也见到因工伤残疾留在家中的家长。他以为他们会是悲伤的，却看到了“一种对生活麻木的平静”。
支教团的年轻人问：“你觉得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不是影响到了孩子的成长”“你对孩子会不会有点抱歉”。阿岳感到父母们变得局促起来，有的开始低声地哽咽。拜访结束后，他对支教团其他成员说，以后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
“他们没有办法。”阿岳说，“不是不够努力。”
阿岳中考后，父母希望他留在唐山当地的高中，他自作主张去衡水——为了有更大概率考上一个好大学。学习任务排得满当，他仍然抽出时间排演舞台剧，参加校园歌手比赛。他的高考成绩可以去清华北大，但能够着的专业自己并不喜欢。于是他来到了浙大。“你会有不同的选项，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只不过做了不同的选择以后人生的轨迹不太一样。”
他觉得自己还算努力。但在贵州的群山里，他慢慢明白，自己的努力和阿浪的努力是不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选项本身就很单一，他们只能沿着一条路去走，如果走不通，可能就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
面对阿浪的眼睛，阿岳最终没有说出那个“会”字。他想了一会，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努力肯定有用”。
他并不了解这个少年，只不过出于性格中的温柔，本能地不想伤害他。直到支教快结束时，他才第一次去到阿浪的家。在山脚下问路时，阿岳发现乡亲都知道阿浪的存在。在当地，阿浪“像一个精神符号”。
阿浪小学毕业，一小部分同学辍学了；初中到镇上读书，等到毕业，大部分同学都不念了。阿浪一直在学校，一直是第一名。他只知道，“自己应该要这样”。
“我不敢说学习有多么的乐趣，我感觉学习是我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学习确实是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的，甚至是艰辛的。”阿浪说，“对我来说，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使命，会把它看的很重，而不是当成快乐——这我感觉还达不到。”
“我们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这是阿岳在家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只有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山里居民的眼睛“突然会闪过一丝光”。
阿浪家的木房子很矮，阿岳没办法站直。用来遮风的塑料薄膜破了几个洞。床垫下铺了一层干草。乌黑的墙壁上挂满奖状。父母不在家，小学六年，他都由爷爷奶奶照顾。每天早上，他泡一块钱一包的方便面，吃完走一段山路，再走一段大路，一个多小时后走到村上的学校。傍晚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
站在阿浪的家里，阿岳会想起自己完全不同的学生时代。他在衡水中学学习时，觉得学校丝毫不像刻板印象里那样，是座“高考工厂”。他参加学校的心理剧比赛，也为物理老师角逐“最受欢迎老师”排演过舞台剧。参加这些，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不上课”了。到了浙大，周围的同学“各有各的优秀“，成绩好也不是唯一的优秀标准。
这是他和朋友们所崇尚的“多元”。但在贵州的群山里，他开始审视自己：此前对“多元”的预设，是否带着一丝俯视？他问自己，如果由他来走阿浪的生命轨迹：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长大，因为没钱交学费而留在一个普通的学校，会成为阿浪吗？
阿岳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次关于宏大问题的讨论后，两个人又有过几次长谈。阿岳鼓励阿浪：如果你想走的更远，我希望你去。
高三念了一个月后，阿浪离开了家乡。在此后的一年里，阿岳和阿浪交换了彼此曾生活的空间，阿浪在衡水念书，阿岳在贵州支教。
交换
刚到衡水一周，阿浪就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
早上5点半起床跑操、开班会、早读，不停歇开始一整天的课程，早饭和晚饭给15分钟，晚自修结束，十分钟后统一熄灯。不能早起、不能晚睡、课堂上不能转笔、不能开小差、有人进来不能抬头。他因为跑操动作不规范，被罚在走廊站了半天。
“年级第一”的光环褪去了。新班级的数学复习到了圆周率，马上到导数了，在老家，他们连立体几何都还没开始涉及。老家的老师很少讲圆锥曲线这样的难点，但在这里仿佛是个常识。20道数学选择题，大家通常错5道以内，阿浪只对了一半。第一次考试，全班70多名同学里，他排60多名。
另两个从贵州来的外地同学，一星期后回家了。阿浪看着他们收拾行李，想到放弃，又在同一时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
交换的一年里，阿浪只回了三次家，因为高考报名和体检，不得不回去。他一大早出发，飞机落地，坐机场大巴再转公交，折腾五个小时，办完手续后再当天赶回，经常半夜回到学校。衡水二中一个月放假一天。本地同学都回了家，阿浪这天会去街上转一个小时，买牙刷和纸笔，再回教室自习。
但他依赖着家乡。一旦感到难过的情绪要溢出，他给老家的老师和同学打电话。不想让他们担心，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讲述在这里的生活，去听到电话线那头传来的熟悉的乡音。
越孤单，他就越拼命学。他爱说“学进去了”，仿佛学习是一个能藏身的空间。
于此同事，阿岳在湄潭的初中，开始筹办一个戏剧工作坊，教山里的孩子们戏剧课。
阿岳迷恋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好像和另一个生命融为了一体。话剧给了他自信，也丰富了他的内心。城里的很多学校已经开设了戏剧课，让孩子们体验另一种人生。在贵州山里，他也想试试。
孩子们对课程的开设反响热烈。他上课了才知道，他们以为话剧社等于看电影，还有个别是来学习当明星的。练习的时候，孩子们变得羞涩，一个孩子做着动作，其他人就会大笑起来。他们习惯讲贵州话，普通话不标准，也羞于启齿。
戏剧工作坊一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最初阿岳带领同学们做培养信任感的练习。一组人共用一张纸，共同完成整个团队的挪动。或是两人一组，一人在身后，另一人向后倒，你得相信同伴会托住你。“话剧是一个打开的过程，只有真正的把自己打开了，才能接纳别人。”阿岳说。
最终演出的剧目选定为《木兰诗》，恰好是这帮初一学生刚学过的古文。在课文和影视作品的基础上，阿岳鼓励孩子们探索最大程度的原创自由。他们用布做成戏服，纸板做成刀剑，设计了动作戏，补充了反转的剧情，为了让三十多个孩子都能上台，还增加了不少配角。
从军后的花木兰由一个小男孩反串。他平时怯生生的，不敢大声讲话，但上了台，他骑上马，舞起剑，喊出嘹亮的口号，“像一个真正的英雄那样”。
未来
阿浪在夏天到来之时回到了家。2019年高考，阿浪考了600分整，成为了湄江中学建校60年来第一个考上600分的理科生，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而阿岳在夏天的末尾结束了支教，回到学校。临走，他以阿浪为主角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存储片子的硬盘在一次意外中摔坏，关于那个夏天的很多记忆也一并封存。少数留存的镜头里，阿浪穿着校服，对着四周的群山大喊。夜幕四合，而少年人的肩膀因为用力微微颤抖。
阿岳有时会想，自己究竟改变了什么。浙大在湄潭支教了二十年，考出来的大学生数量“也没有一下突飞猛进”。
他会想起那个山中少年劈头盖脸砸来的宏大问题，以及自己的答案。在浙大，他见过从欠发达地区一路考上来的同学，“会有明显的自卑情绪”。那些孩子很会学习，可大城市的同学不仅仅会学习。他想，他给阿浪的回答到底是不是一个陷阱？
可他自己已经被改变了。上网时看见“贵州“他就会点进去，总觉得与自己有关联。曾经，他不爱发表观点，只是在话剧角色的躯壳里观察人生。现在，他越来越习惯于发表观点，希望能多带来一点积极的影响。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阿岳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支短视频，讲述了自己支教时的经历，其中就有阿浪的故事。他向9.5万粉丝讲述了一个“刻苦”、“炽热”的少年。在这个少年家黑漆漆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旧广告纸袋。袋子被保存地很好，上面印着浙江大学的名字。看到纸袋的那一刻，在同来的老师诧异的目光下，阿岳不能控制地大哭。
“我们带来更多的，是可能和相信，”他对着镜头说，“校园教育有时而尽，唯有爱与相信，能够成为照亮一生的灯塔。”
在数百条评论里，不少小红书用户分享了自己在各地支教的经历，一些则下决心要参与支教，还有来自贵州偏远地区的孩子表示受到了鼓舞，发愿要考上心仪的大学。大家互相鼓励着，加油啊，加油。
出乎阿岳的意料，在湄潭，阿浪选择了复读。
遵义的一所中学免去了他的学费。他成绩稳定，获得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名额，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查高考成绩那天，周围很安静，他的手发着抖点开查分界面。成绩比去年提高了不少。可总分离清华的普通类投档分还差几分。
他觉得痛苦，离梦想只差一点点。可他比去年高考查分时更加平静。至少，他能去比去年更好的大学，他的选择又更多了一点。
8月2日，高考出分后的第3天，阿岳和阿浪在“小红书日”的现场相见了。2013年8月2日小红书公司注册成立，每年的8月2日成为小红书用户线上和线下交流的“小红书日”。今年小红书日的主题是“仰望星空”，邀请到小红书用户，分享他们在自己平凡生命中的星空，以及星与星如何互相照亮。
两个男孩和现场500位小红书用户和线上50万观众分享了那个最初的问题，以及他们寻找答案的这一年。
在后台，他们讨论起了阿浪的大学生活。阿浪想要加入辩论队，准备四六级，考研，考博，研发中国芯片。阿岳告诉阿浪，他会认识很多优秀的同学，但他并不需要因此苦恼或者自卑，因为他也同样精彩——“先做吧，勇敢去做。”
“我感到未来正向我走来。”阿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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