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澜，1893年5月4日生于湖北江陵。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也是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学生时代，他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困难到连买书的钱都没有。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倔强的性格，无论严冬酷暑，他都勤奋刻苦地学习。
1910年，他在上海震旦高中毕业后，正逢北京留美学务处招生，参加考试被录为备取生，进清华学堂学习。1913年从清华学校毕业，1914年赴美，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
戴芳澜虽然身居国外，但他时刻惦念着祖国。戴芳澜立志学农，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在学习上发奋攻读。
1916年，戴芳澜转入康乃尔大学，在该校专攻植物病理学。同年9月曾发表文章《说蝗》，向中国人介绍有关防止蝗虫和消灭蝗虫的科学知识。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农学士，继入研究院深造。但在1919年因父亲失业，家庭生活无法维持，他父亲催他回国，无奈只好中途辍学。回国后，戴芳澜曾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天津一家私人农场、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东南大学及金陵大学任教或工作。
1934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农事研究会，梅贻琦任主席，聘请戴芳澜、刘崇乐从事研究。8月到清华大学报到后携夫人赴美，后转到康乃尔大学植物病理系工作。他在那里认真查阅了真菌标本和国外期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
1934年秋天，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农业研究所，下设病害、虫害两个组，聘请戴芳澜主持植物病理学的研究（戴出国期间，由周家炽主持），刘崇乐主持昆虫学的研究。
1935年戴芳澜回国，病理组在戴芳澜的主持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实际，积极开展工作。研究人员对小麦锈病、线虫病、粟白发病等18种病害作了重点调查。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重点调查病害53种，采集制作标本2000余号。同时，病理组对调查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戴芳澜教授写出《中国真菌志六·白粉病菌》、《中国真菌名录一·藻状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随即沦陷。学校奉命与北大、南开于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学校又奉命迁往昆明。到昆明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除参加联大以外，尚有5个特种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设在昆明西郊的大普吉村。
抗战期中的昆明，交通不便，作调查研究十分困难，但在戴芳澜的带领下，严格制定调查计划，对小麦、大麦、棉花、蚕豆、大豆等病害进行抗病育种试验。
戴芳澜在云南对菌类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菌类除在经济作物上发生病害外，尚有多种与人类有重要的关系。他在云南采集菌类标本3000余号，约有1000号标本定名，并将食用菌及毒菌等绘成彩色图400余幅。
戴芳澜负责病理组的研究工作，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植物病理组由俞大绂教授开办了一个碾米厂，农民非常乐意，纷纷前来碾米，并且满意而去。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农业研究所的人员自强不息，团结协作，渡过了难关。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原北平。1946年，正式将农业研究所扩充为农学院。校内难觅适当房舍，教育部拨给土木专科学校校舍（在颐和园东）加以修理，暂时使用。1947年，汤佩松赴英国参加国际生理学会，戴芳澜代理农学院院长。由于学术上的突出成就，1948年戴芳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农学院与北大农学院、华北农学院3校合并，于1950年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被聘为农大教授，担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讲课任务，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1953年，戴芳澜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1956年，中国科学院将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扩建为应用真菌研究所，戴芳澜任所长。研究方向着重基本理论研究，以发展学科为主要任务。除研究真菌学外，还包括植物病理、植物细菌和植物病毒。研究对象不仅局限于农业中的植物病理，还涉及医学、林业上与真菌有关的研究。
1958年，应用真菌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任第一任所长。微生物所研究人员以扩大微生物的利用和研究有害微生物的防治方法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研究也涉及到微生物的形态、分类、生态、生理和遗传变异等学科。后来还对石油微生物、环境保护、病毒学、酶学、微生物物理、遗传学等方面进行研究。
从1958年至1973年，戴芳澜在微生物所一直从事真菌学的研究，组织了《中国植物病原目录》的编写，同时还编写了《中国真菌总汇》和《真菌的形态与分类》，《中国真菌总汇》是我国真菌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它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戴芳澜治学严谨，他强调研究菌物系统学要重视鉴定、分类和进化因素的研究三个重要环节。鉴定是分类工作的初级阶段，必须认真进行。对于采集的标本，要进行整理，有的要进行纯化，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描述、绘图或照相。他最忌讳一边看显微镜上的实物，一边对照文献上的描述和插图，以免先入为主、牵强附会，反而忽略了自己标本的特点，导致鉴定的错误。他强调科研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戴芳澜还提出，对于新分类单位的描述和命名，要慎重；对分类要作系统研究，不能只停留在鉴定上。另外，系统发育是分类的高级阶段，只有仔细观察研究真菌在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遗传学是生物科学的核心，真菌分类的发展方向要深入到遗传学中去。
戴芳澜十分重视学术交流，他不顾行政事务繁忙，常常亲自主持学术讨论，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中国真菌学会”先后成立，他担任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同时还兼任《植物病理学报》的主编。
戴芳澜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为我国的植物病理学和菌物学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如裘维蕃、俞大绂、吴征镒、沈善炯、余永年、相望年、姜广正等。戴芳澜认为，做某项研究工作，不了解该领域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动态和未来的趋势，要做出较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要求学生要多读书，知识面要广。搞菌物的学生，要读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及生命的起源、生物演化史和名人传记等方面的书。同时，他还把国内外最新的学术论文油印成册，让学生参考。他支持学生读书会，让每个学生有不同的侧重点，读后进行讲解。
戴芳澜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收集真菌2606种，藻状菌90种，子囊菌677种，担子菌1077种和半知菌753种；发表学术论文及著作50余篇。他在真菌学的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中国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仍从事《中国真菌总汇》的撰写工作，终于将初稿完成。1973年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享年80岁。
（本文选自《从清华走出的科学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