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王亚南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在那之前，他是一名普通教员，凭着一腔热情，投身革命，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同样对革命前途感到困惑的郭大力不期而遇。两人相互勉励，重新振作起来，有了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念头。而翻译的过程，也成了王亚南孜孜不倦、刻苦攻读的过程。为了准确把握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内涵，他不仅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深入研究整个政治经济学发展史。
1938年初，王亚南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在上海问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大轰动，周恩来和董必武也及时给予很高评价，王亚南的思想则由此有了新的更重大转折。他从实际出发，以《资本论》的体系、范畴、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形态，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学”口号，并强调：“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的。”
“中国人的资格”使得锐意进取的王亚南在译出《资本论》后又继续写出了“中国式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学术生涯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他说，他写这部书就是试图“对被大家当作历史使命来履行的反帝反封建号召，给予科学的明确的依据”，并“希望借此说服那些硬把中国经济混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者乃至自诩为革命家之流，使他们不要由认识上的错误，致妨碍上述那种历史使命的达成”。
王亚南因此蜚声学界。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他却分外清醒，更多想到的是“真理错误一纸隔，何所获？长夜漫漫睡不得”。他不仅没有故步自封，陶醉在“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发展法则作科学的系统的说明者”上，反而继《中国经济原论》之后，又在《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等论文中进一步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大胆主张未来的新经济体制应是在一元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型社会。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他的晚年曾经叹息：“可惜，亚南同志比我们先去见马克思。如果他还健在，一定会像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那样，作出新的贡献。他对中国国情是有研究的，是有创见的。”
摘编自《我们共产党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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