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是，《婚姻法》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大法，是在一位杰出的女性主持下落实的。她把婚姻法送给中国女同胞，让中国女子与男子一样，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青年时期的史良与全家合影。前排右一为史良，前排两位老者为其父母。 资料图
毛泽东赞誉她“女中豪杰”。
邓颖超说，她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
然而在章伯钧女儿的回忆里，她是这样的－－“淡施脂粉，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
她就是我国首任司法部长，著名法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史良。
“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啊！”
“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啊！”在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的访问中，史良如此调侃自己。
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资料图
1900年3月27日，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和平南路143号的庭院里，之所以叫史良，取意良心、良知。由于家境清贫，史良幼年时代在家跟随父亲读书，14岁才进入常州市武进县女子师范附小念四年级。入学后，她一直很用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反叛精神。
1914年，在江苏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三年级的学生们因为不满自己的数学老师不学无术，在一个女生的带领下罢课三天。经过调查核实，学校解雇了数学老师，而领头的女生也被记了一次大的处分。这个外表清丽平和，性格坚韧顽强的江苏常州女子就是史良。
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到新文化影响，史良和女师的同学们，经常在外呼吁查禁日货，对商界和工人宣传罢市、罢工的演讲，他们的进步活动，遭到常州地方上一些封建势力的不满，提出要求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女师校长，停办女师和男师。
史良被同学们选为代表去和县知事谈判，可是却迟迟见不到县知事本人，晚上11点回到家中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出事了。史良匆忙赶到县知署，质问县知事，这时县知事却要和史良谈判。县知事怕把事情弄僵，被迫将史良父女送回家里去，随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史良继续带着同学们，为保护学校、申辩、游行、谈判，最后江苏省政府做出了让步，下达了不同意停办女师及男师的命令。
1937年7月31日，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与红军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的“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资料图
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前半生，史良是一个律师。她说，“法律虽然被一般人轻视，但在目前我们还需要它，同一样东西要看人的用法怎么样。我曾看见多少被陷害的有着革命意志的青年，有冤无处诉，他们没钱请律师，我感到不彷在这方面试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1922年，史良从女师毕业后，到上海女子法政大学学习，不久又转入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从此史良和法律结下不解之缘，也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律师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史良的每月出庭数大约在四五十次左右，平均每月收入至少在1000元以上。1931年，史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很快便跻身于上海滩的名律师行业。
一天，史良听说家中有个女佣总是偷偷哭泣。仔细一问，原来是女佣被一个有老婆的男人欺骗，生下孩子后遭到抛弃，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困顿。
于是，史良免费为她辩护。在史良的帮助下，这个女佣人得到了抚养费，后来这件事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穷人主动找到了史良。她特意在办公桌上摆了一支银盾，上面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这种高尚的道德风范使史良在上海律师界备受赞誉。
法庭上营救中共领导人邓中夏
1933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一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突然来造访史良，交给她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名叫施义的人因冤枉被捕入狱，现在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受宋庆龄所推荐，请史良律师速来法租界巡捕房见面，并说此人担负着重要工作，请史良设法营救。
当时，史良并不知道施义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现代工人运动的开创者邓中夏。邓中夏虽不幸在法租界被捕，受电刑拷打但是坚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施义一案开庭审理的那天，史良据理力争，法庭只判了施义52天徒刑，并且还可以交保释放。结果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他不顾一切下令非要把邓中夏转移到南京去，最终邓中夏在南京被害。
后来史良从宋庆龄那里知道，自己营救的人就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邓中夏，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位上海滩著名的女律师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营救了大批重要的社会进步人士。经过她的不懈努力，左翼作家艾芜、贺龙前妻向元姑、中共地下党员任白戈都被她营救出狱。
“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救国会宣言和纲领是什么？”
“抗日救国。”
“你赞成各党各派联合救国吗？”
“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起抗日。”
“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
“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
1936年11月23日，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全国炸开：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等7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5年12月21日，史良在上海发起妇女救国会，第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14人被选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以停止内战，救亡图存为己任，却被当局逮捕。举国哗然之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纷纷抗议。而这震动全世界的“七君子事件”中，就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史良。
史良在狱中不但坚决拒绝敌人的诱降，而且在开庭审讯时，律师出身的史良，以谙熟法律条文和出色的雄辩，驳得检察官瞠目结舌。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营救下，被无罪释放。毛泽东听说她的传奇事迹后，连连称她为“女中豪杰”。
重庆谈判时，史良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史良对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毛泽东说，谢谢史良的提醒，请朋友们放心，我们早有准备。
昆明“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和李公朴继续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于1947年7月惨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史良异常悲痛，写下了《哭公朴》：“公朴！你没有死，不会死，永远不会死。他们只能杀死你的躯壳，没有办法消灭你的精神！”
力劝宋庆龄参加新政协
史良和宋庆龄的关系一直不错，宋庆龄久居上海，史良不逊男儿的巾帼豪情让宋庆龄刮目相看，二人私交甚笃，宋庆龄尊称她为“史先生”。
宋庆龄（左）和史良（中）、蔡畅（右）亲密交谈。资料图
1949年8月，为了争取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并由邓颖超亲自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但是廖梦醒并没能劝动宋庆龄，宋庆龄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在史良的力劝之下，宋庆龄才最终下定北上决心。
维护妇女权利主持落实婚姻法
“许多所谓进步同志，喜新厌旧，随意就抛弃老家的‘黄脸婆’，与年轻漂亮的城市进步知识女性结婚。”1950年，热门剧情这样诉说当年的怪现象。
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解放后，史良担任新中国的首任司法部部长，当时中国只有两位女部长，还有一位是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史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力促婚姻法的出台。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毛泽东批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
《婚姻法》一举“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
“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史良认为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法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她对督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婚姻法》始终不遗余力，并亲自到基层去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她还提议在某些法院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件。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乾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邓颖超（左）、史良（中）在休息室里会面。资料图
再提起史良的名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她主持落实的《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然而，1959年，全国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状况整整延续了20年。
这种情况令史良很不解，“一个国家怎么没有司法部了，任何国家都有司法部的。”
“那时候史良很失落，司法部没有了，司法部长不当了，无法可依了。”史良的养女史小红说，史良整天闲在家里看参考消息。
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活动。77岁的史良重新出来工作，任民盟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召集人，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197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史良一生没有生育子女，其侄辈要求继承她佩戴过的一些首饰，经鉴定，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不过价值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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