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对家人说“我肯定能成佛”

青阅读记者联系上《丁玲传》的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夫妇的时候,他们正在奔赴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农场的路途中,那是他们1968年下乡插队的地方。像丁玲一样,他们也对“北大荒”怀有深情,王增如成为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正是缘于丁玲1981年回到曾经下放12年的北大荒“探亲”,她被临时调过去接待著名作家。她陪了丁玲、陈明夫妇半个月,去了丁玲曾经待过的普阳农场、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等地,之后再无联系。她没有想到,丁玲会指名调她回北京做秘书。1982年5月10日,王增如正式到木樨地丁玲的寓所上班。渐渐地,他们夫妇走上了丁玲研究的道路,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直到不久前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备受好评的《丁玲传》。

离京之前的7月11日,李向东和王增如去看望陈明,他已年近百岁,卧床五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丁玲传》的封面和书中的照片,神情激动,眼角渐渐流出泪水。

丁玲已辞世近30年,没有忘记她的不仅是亲人。8月20日至22日,第二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将在宝泉岭农场召开。李向东和王增如在赴饶河之前,参加了论坛的筹备工作。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就《丁玲传》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书面采访。

新材料的发现和取舍

《丁玲传》于2010年年底动笔,写了三年。为保证叙述和语言风格的统一,由李向东执笔,而对事件人物的分析,对结构的把握等等,则是夫妇俩一起商量。

这部传记首先为人称道的是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在书中,它们通常被标记为“据录音记录稿”、“据原信”、“据复印件”、“未刊稿”。丁玲晚年的谈话录音是珍贵的一手资料,从未公开,两位作者把能找到的录音都整理了,有很多新东西。比如书中使用的丁玲1980年春天的一段录音,详细描述了她初到陕北的状况。还有一段丁玲1983年12月19日跟骆宾基的谈话录音,涉及她与冯雪峰的感情。另一个重要的新材料来源是友人写给丁玲的大量书信,其中最珍贵的是冯雪峰1946年7月致丁玲的信,署笔名“诚之”。这封信是王增如发现的。2008年前后,巴金书信流入文物市场引起了陈明的警惕,他想把一大批写给丁玲的信用粉碎机处理掉,因为他没时间整理,也怕里面有隐私。幸好这个念头没有成为现实,后来王增如夫妇帮忙整理了这批信件,它们也成为《丁玲传》的有力支撑。

不过,传记材料总是面临取舍,这考验着作者的功力和定力。“写《丁玲传》确实有一些材料没有使用,例如书信中涉及到对第三者的意见和看法,例如写信人对自己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诉说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写出来,肯定会引起猎奇者的兴趣,肯定很好看,但这是写给最信任最亲近的朋友看的,写信人肯定不愿公之于众。”李向东向青阅读记者申明了材料取舍的几个原则,“坚持言之有据,坚持不猎奇不炒作的严肃态度,坚持保护书信者的隐私”。此外,“还有一些材料,我们觉得虽然比较重要,但与传记不够贴切,这些我们将增补到《丁玲年谱长编》的修订版中,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

由于做过《丁玲年谱长编》以及多年的研究,两位作者对涉及丁玲的史料可以说了如指掌,但他们觉得“堆材料”是不行的,必须从“记录”走向“思索”,要理解丁玲。为此他们有目的地仔细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一是按照她写作的时间顺序读,二是要弄清她写每部作品、每篇讲话时身处的时代大环境和个人心态的小环境。“这样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发现,读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话,其实里面包含了丁玲的情绪和立场。”李向东说。

站稳立场,平情而论

《丁玲传》另一个醒目之处是它被学者们普遍赞许的“平实”。传记作者常犯的毛病,是站在传主的立场上看问题,或赞美,或辩护。李向东、王增如与丁玲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写作中的“立场”必然要经受考验。

对此,李向东说他们得益于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的“指导”。他举了一个例子,丁玲初上前线,因为是编外人员,会被忘记安排食宿。“最初我们觉得这是不尊重知识分子,但解老师说,当时部队行军打仗,忽然来了个作家,还是女的,又不会打仗,这不是给部队添麻烦吗?谁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我们觉得解老师的分析很有道理,站在红军的立场的确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站在高于传主的立场,才能更客观地看问题。”

说到“平情而论”,更不易处理的是丁玲一生中的“恩怨”(典型的如她和周扬、沈从文),历来不乏研究者由此入手理解问题,区别只是站在哪一方。李向东不否认这些恩怨里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把恩怨的双方简单化了,也把他们看低了。我们想探究双方当事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内在的心理逻辑是什么。这就要考察他们彼时彼地的处境和心态,为此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和挖掘。”确实,书中这类设身处地的分析比比皆是,其实在两位作者看来,没完没了地计较恩怨没多大意思,做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但是今天的读者仍然非常热衷于这些恩怨,所以必须给予合理的解释。”

硬气的老太太

王增如与丁玲有过较多的日常接触,在她的印象中,丁玲是个“很大气”、“很有魅力”的老太太,爱聊天,不计较,没有金钱观念。王增如说她一上班就被分配了两件工作,一是处理来信,一是每月替丁玲领工资并支付家中各项开支,“她手中从来不拿钱”。王增如还记得,1985年丁玲请一位青年发明家来做客,听说他经常省下伙食费买资料,立刻让她给对方200元买营养品(丁玲每月工资341元)。

王增如从丁玲那里听了不少故事。陪她去马路对面的燕京饭店理发,陪她去复兴医院,一路走一路聊。“这时候,丁玲就像一位会讲故事的慈祥老奶奶,用带点湖南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有时她也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发脾气,她说:我文章写不出,思路总不顺!”

王增如见证了丁玲的80年代。复归的丁玲起初风光无限,随后就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一些文艺问题上的立场,站在了主流思潮对面。“她在80年代被说成‘左’,遭受的攻击几乎是所有作家中最猛烈的,连一些熟人都对她避之唯恐不及。”那时王增如很为她担忧。《丁玲传》里写了一个细节,第四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作协理事会选举,丁玲的得票数大幅下降,有人幸灾乐祸。王增如搀着丁玲往外走,心情沉重,丁玲却非常平静,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

“丁老当时一点也不害怕,也不气愤,也不沮丧,那种大气,那种胸怀,至今想起来我都非常叹服。”王增如说,“久经沧海难为水啊。我从没见她灰心丧气过,她喜欢养的一种花就叫‘死不了’。1984年10月她筹办《中国》杂志遇到很多困难,有人形容是‘骑虎难下’,她在武汉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演时宣布:那我就‘骑虎不下了’!”

丁玲的魅力

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王增如陪伴她到最后时刻。一个多月前的农历除夕,丁玲对前来探病的家人说,“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记者不能确定,与20世纪革命相始终的丁玲留下的这句话到底有何含义,但“涅槃”二字或许正可以献给这位历尽光荣与磨难的女性。如今,一部厚重的《丁玲传》又把理解丁玲和20世纪的新视野放在了我们面前。

李向东说:“丁玲在文学与革命两个领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虽然几起几落,但始终不改初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这句话真是有远见,丁玲还没有登上文坛,他就预见到她的一生。我们觉得这八个字是对丁玲最形象、最准确的概括。追求理想,至死不渝,这就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今天的年轻人失去了对于丁玲的兴趣,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于理想的追求。所以在今天,了解丁玲,理解丁玲,讨论丁玲,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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