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稼祥，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图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中央军事指挥小组蜡像

长征开始时，他作为伤员坐在担架上参加长征；长征中，他接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出任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深刻地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路线……他就是安徽省泾县人王稼祥。198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鉴于王稼祥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在长征途中的特殊贡献，中央决定将他列为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担架上的“酝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西征，想转移到湘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临时中央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

王稼祥是带伤坐在担架上参加长征的。那是一年多以前，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敌机轰炸，王稼祥躲闪不及被炸成重伤。后虽经抢救脱险，但因嵌入体内深处的弹片未能全部取出，伤口感染化脓，疼痛难忍。然而，肉体的痛苦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郁闷。幸好，毛泽东与他被安排在军委纵队一起长征。毛泽东因患恶性疟疾初愈，身体虚弱，也坐着担架行军，于是，二人的担架经常碰在一起，宿营和休息的时候也待在一起，创造了一个边走边谈的绝好机会。谈话中，王稼祥气愤地批评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王稼祥深受教育和启发。

11月底，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可是由于李德等人坚持大搬家式转移，速度太慢，贻误战机，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从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这时，大家都觉得，再让李德他们指挥下去可不得了。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曾经是博古路线忠实追随者的张闻天交换看法后，彼此观点越来越接近。于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了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新的“三人团”，并逐步争取到了军委其他同志如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拥护。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提出的避开敌人优势兵力、转兵贵州的主张被采纳。

12月14日，红军进占贵州黎平。一路上，中央领导层就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再次发生了激烈争论。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王稼祥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终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进军方向。并且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应该说是后来遵义会议的最早的酝酿。而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长征途中王稼祥在担架上酝酿成熟的。

遵义会议的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贵州遵义。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使其达到结束左倾错误、摆脱危机的目的，毛泽东找到王稼祥、张闻天，征求他们的意见，最终形成了后来会议上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一颗“重型炮弹”。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进军方向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做报告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尖锐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了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第一次进行了正面的激烈交锋，一场严峻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了桌面上。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气氛很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上，一手紧捂着腹部隐隐作痛的伤口，大声说道：“我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不能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是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李德同志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的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李德同志甚至抛开军委集体领导，进行完全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遵义会议取得重要成果，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由于长时间随部队艰苦转战，王稼祥的伤口一直化脓，病痛反复发作，以至于不得不经常服用鸦片镇痛。虽说是坐在担架上“行走”的，但跋山涉水，走危险道路，担架过不去，王稼祥只好坚持步行或骑牲口，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伤口感染。一次，部队到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的时候，伤口突发炎症，高烧不退，肠子腐烂，王稼祥痛得昏了过去，经医生紧急抢救才得以脱险。

爬雪山是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牲口到了半山腰，伤口痛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便下来步行，一路踉踉跄跄地爬到山顶。担架员看着过意不去，要他坐担架下山，他咬咬牙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走吧！”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翻越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王稼祥因伤情恶化，被党中央送往莫斯科治疗，后接替王明、康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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