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0日，是中国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登上乔治王岛，将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在了南极洲的大地上。队员们欢呼、歌唱，激动万分。
首批南极科考队员、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极科考是国家战略，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南半球几个发展中国家从1957年就开始进入南极，中国晚了27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全球有所作为和影响，在南极建站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一步。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地平线，一个国家的远方。
1984年12月30日下午，我国南极考察队在乔治岛菲尔德斯半岛的滩头登陆成功。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摄
批示
1978年10月，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请示。方毅批示：拟同意，积极准备。但不一定定死，到时再看。
时任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后来担任中国极地研究所副所长的颜其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不我待。
1959年，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的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条约禁止在南极进行军事性质的活动和资源开采，鼓励进行科学考察和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该条约冻结了南极主权，即各国对南极领土主权的任何要求，在《南极条约》生效期间不被否定，也不被肯定。条约将于1991年到期，之后是续签还是订立新条约，会不会开放资源开采，都很难预测。
到70年代末，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不但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把国旗插到了南极大陆，阿根廷和智利站居民点上甚至降生了五六个新生儿，俨然是在为未来的领土诉求做舆论准备。
1981年5月，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首个专门机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郭琨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调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气象专业，从事军事科技工作多年。
对郭琨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领域，他甚至不知道该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在国家海洋局工作的颜其德被抽调到南极办，执笔编制了首次南极科考的具体计划。郭琨加工时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颜其德觉得，郭琨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文字能力过硬，考虑问题细致，眼光有前瞻性。
刘小汉说，武衡和郭琨对南极科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用土话说就是‘上蹿下跳’。科学家谈科学意义，外交部谈外交意义和政治意义，郭琨和武衡两个主任就通过这些材料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以战略角度让领导下决心，所以郭琨实际上是个战略家。”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4个国家组成。没有在南极建站的中国是获邀与会的9个缔约国之一，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当时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
会议有30多项议程。进入实质性议题时，小木槌就会敲下，请所有非协商国代表离开会场去“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48岁的郭琨认识到，建南极站与否，“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竺可祯野外科学工作奖”颁奖会，获奖的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示：“32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应独立组建南极考察队，这件事并不简单。”
争议声音也很大。据估算，十年要花1.1亿。两个多月后，胡启立再次批示：“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人们也会有不同意见。”要求慎重考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建议，由国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极站的方案。“争取一立足之地，花钱在2000万以内。”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随后批示：“前年就有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未批，当然如果只要2000万，就可建一个无人站，我也同意，但一定要计算得准确些。”
根据领导人批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研南极考察、建站的总体方案。此后，郭琨三次陪同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到李鹏办公室汇报南极科考筹备情况。
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报告。李鹏在确定启航时间的报告上批示：“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
筹备
郭琨马上开始筹备，准备带队登陆南极。他带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人员翻遍了北京的图书馆，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没找到。最后在一个旧书摊上找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志》，这就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重要资料。
当时世界上的南极科考大国都已拥有多艘专业破冰船，而中国一艘都没有。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代替破冰船。“向阳红10号”不具备破冰能力，但可以抵抗十二级风浪。
南极年平均温度零下25度，极端最低温度近零下90度。中国科考队员采购不到符合要求的极地装备，只能自己设计。上海纺织科学院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羽绒服面料，上海羽绒厂赶制了上千套南极羽绒服和夏考服。天津运动鞋厂、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和天津长征鞋厂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夏季鞋和防寒靴。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千余种全部运抵上海。
1984年10月，考察队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了训练，主要是营建、抢险救生、防火灭火、学习《南极条约》以及体能训练等。
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分到中科院地质所的刘小汉接到领导通知，问他愿不愿意去南极，他马上答应下来，加入了训练。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郭琨。他发现，郭琨非常严厉，有时又很随和。如果队员努力工作，他就会笑脸相迎；如果队员犯懒怕苦怕累，他一点不给面子。
1984年10月13日，万里和胡启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员。万里说：“这次去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没有什么野心，就是增长这方面的知识。”胡启立要求保证安全，保证全员胜利安全地返回。“再有，应该授权给你们，对在第一线表现特别突出的，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吸收入党。”
启航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592人(一人中途下船)组成的第一支中国南极考察总编队，头戴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身穿天蓝色羽绒服，分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从黄浦江畔启航，以半军事化形式开赴南极。
南极考察总编队由海军少将陈德鸿担任总指挥，下分南极洲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J121号打捞救生船四个单位。其中，南极洲考察队肩负着在南极乔治王岛建立长城站的任务，为重中之重。郭琨担任这个队的队长。
搭乘“向阳红10号”船的刘小汉等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作为尸袋备用，一旦有队员牺牲，就装进袋子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向阳红10号”的条件很糟糕，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舱室，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很脏很乱。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淡水，用来洗脸、刷牙、擦身等。
12月12日，两船驶入西风带。这里又被称为暴风圈，常年伴有七八级大风和十余米海浪。60%以上的队员晕船，有队员甚至去找过郭琨，说太难受想跳海。队员们编成了一个顺口溜：“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九卧不起，十分难受。”郭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餐厅吃饭。
一天，郭琨把颜其德等几人叫到舱室，谈了自己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设想，他称为“五步曲”：第一步，完成任务，建好长城站；第二步，回国后立刻组建中国自己的南极科研专门机构；第三步，建造中国自己的科考船；第四步，去南极圈内建站；第五步，进军北极。
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员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的冰雪荒原。队长郭琨举着五星红旗走在队伍前列。如今，这面旗帜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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