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梁启超长子，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他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与建筑教育事业，著述丰厚，桃李满天下，成为中西景仰的一代建筑大师。他的渊源家学，他的波澜一生，他和才女林徽因的浪漫爱情……这一切都让书写他的文字鲜活生动起来。
梁思成的幼年岁月是在日本横滨。辛亥革命后，他们全家回到了中国。既精通儒家经典又具有现代思想的梁启超认定十二岁的梁思成，应当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在他的安排下，梁思成进入了北京一家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他最爱好美术，参加了美术社，和杨廷宝、闻一多等一起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团体“缪斯”。除了美术他又极爱好音乐，曾与黄自等组织唱歌团，还担任男低音和男中音两个声部的演唱。同时他还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习钢琴和小提琴。体育则是他另一爱好与长项。梁思成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
然而或许秉承父亲天赋也未可知，少年梁思成便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并由此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10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然而这位“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为什么在1924～1949年没有走上政治活动的道路，而是不问政治，醉心于学术研究？或许在他心灵的天平中，艺术和政治相比还是要更重许多吧。
梁启超十分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在每个假期为子女们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
1919年梁启超和林长民成了好朋友。两个人都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梁启超的爱子思成和林长民的爱女徽因在1919年被“正式介绍”认识了。
就在梁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林徽因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并让朋友详细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她回到中国以后，也引导梁思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俩人的心意。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时，他的父亲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书的重印本——《营造法式》（即建筑标准之意）。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他已看到，一扇研究国建筑史的大门正在他眼前缓缓开启。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8年3月21日在加拿大渥太华总领事馆结婚。
从海外归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先到了东北大学，梁担任了那里刚成立的建筑系的系主任，并在沈阳成立了“营造事务所”开展建筑实践。1931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从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开始入手。大概他成为大师便是从这刻开始登堂入室的吧。
1932年4月梁思成进行了第一次野外考察，由此开始了他多年的野外旅行考察生涯。1932年6月，他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目的地，找到了辽代建筑——广济寺，并对之进行了仔细测量研究。
梁思成制定出这样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
1933年梁思成和他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河北省正定野外考察，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据现场碑刻所述大佛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同年秋天他又考察了山西大同以南50公里的应县木塔，也就是“应州塔”。该塔建于公元1056年，是中国唯一一座保存至今年代又如此久远的木结构塔。1934年他又考察了河北正定东南的赵县的赵州桥，并进行测量、再发掘、拍照等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写出了《蓟县独乐寺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十篇论文和报告，而其中的艰辛，实难为外人道也。虽然工作艰苦，但是梁思成和同行者们仍乐在其中。
1934年梁思成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几十年来这部著作一直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是如今古建筑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他们因战事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随后他们辗转青岛、济南、汉口等地，在战时艰苦和危险的日子里，工作也是一如既往地在进行中。1940年因轰炸他们被迫由昆明迁移到重庆以西、长江南岸的小镇李庄。1943年梁思成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他把过去的三千五百年分成六个建筑时代，参考历史和文献，对每一时代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分析了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的结合中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抗战结束后，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同时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他携带着《中国建筑史》书稿和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稿本及图片前往美国，他把它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在耶鲁大学讲学近一年，并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在1948年4月初他作为领导人物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与社会”讨论会以及随后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学位的颁奖仪式。
随后梁思成回到了祖国，此时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成立，梁思成前往任教，并且将建筑系改组成两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回国后，梁思成夫妇一同参与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城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提出了保护北京旧城、在西郊逐步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和规划设计方案。他提出：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保护旧城的愿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旧城保护不成，梁先生退而求其末——保留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然而，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们的匆忙决策，彻底湮没了他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继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梁思成早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与北京城融合在一起了。他为之奔走呼号，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然而，梁先生也许没有理解，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可以获得关怀；而一线城墙，却连“保护”的意见也不能再说，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在和平时期彻底地消失。这不仅是两位建筑大师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在林徽因逝世后的第17个年头，也就是1972年，梁思成先生也走完了他的一生。
（本文选自《从清华走出的科学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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