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摘编自《学习时报》的文章《“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下)——习近平在宁德(一)》,发表时间为2019年05月22日。故事讲述人——陈增光。陈增光1984年至1990年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接续习近平同志任地委书记、行署专员。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领导,而是向基层要真相、要思路、要答案的务实领导。
去下党乡是在他对宁德9县进行调研之后的事情。当时宁德有四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4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3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所以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就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做去落实。
他第一次进下党是1989年7月19日。在那天之前,我们地委召开了一次贫困乡党委书记座谈会。下党乡的党委书记叫杨奕周,胆子很大,当时在会上就站了起来,说:“习书记啊,我这个乡的书记难当啊,下党太落后了,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看一看?”习书记就问他怎么个落后法,他说:“第一,财政上拿不出钱,干部的工资发不出;第二,教育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电影队来放电影《上甘岭》,很多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就去看电影了。可是看完了都不走,蹲在那个地上找东西,我们就过去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打仗,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留下子弹壳’。您看,这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都不懂得什么是电影,教育太落后了。第三,贫困户太困难,有一对夫妇,穷到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要合穿一条裤子,就是谁出门,谁就把家里那条唯一的新裤子穿出去,回来再脱下来,换给另一个人。”习书记说:“这是真的吗?”杨奕周说:“是真的,你不信就来看一下。”结果,没几天,习书记就带上机关几个同志,连同18个相关委办局的同志,一共30多人,踏上了去下党的路。
当时我陪着他,从地委到下党,用了好几种车。先是我们的小车送到寿宁县城,后来是军用吉普车送到岔头坂,然后就没有通车的路了,我们就下来沿着山路往下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吃不消。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干部,既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又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危险,也不能让他中暑。但我看得出来,他有基础,因为他当过知青,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尽管如此,他后来回忆这次下党经历,仍然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两个词来形容。当地老百姓自发在中途给他送祛暑茶,他拿起来就喝,喝完继续走。
到了下党,他已经汗流浃背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鸾峰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然后换了身衣服,歇都没歇就组织开会。
当时下党没有办公用房,我和习书记到了下党,就在那座叫鸾峰桥的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开办公会。他们摆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习书记对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老杨一下子就紧张了,手发抖,说:“你让我坐在那儿我讲不出话来啊。”习书记就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老杨平复了一下,就坐到中间去讲了。我刚才说当时去下党带了18个委办局的同志,习书记把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场交办给各部门,让他们限时解决,比如基本办公设施、干部基本食宿、通水通电等等。
那次去下党,再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的脚磨出了泡,我们在县里给他找了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我们都以为累了一天该睡觉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书。我的秘书听说了,跟在他后面想给他出钱,可他不肯,说:“我自己买书自己出钱。”他这个人就是很爱学习、很爱看书的,平时走到哪里,看到有什么好书、自己又喜欢看的,他就买下来。他还曾对我说,正面反面的书都要看,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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